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5月2日报道，如果说谨慎是美德，那么美国预算堪比恶习。
剔除临时性因素，美国联邦政府过去12个月花掉的钱比收上来的税多2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2%。
财政状况恶化
一般情况下，如此庞大的赤字规模源于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刺激措施。可是美国政府如今大量举债之际，美国维持4%以下失业率的时间段创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长纪录。
自2015年以来，美国财政赤字从未低于GDP的3%——在过去，3%是衡量财政管理是否良好的标准。明年，山姆大叔的净债务可能超过GDP的100%，相当于十年增长40%左右。
曾经接近于零的利率使巨额债务显得容易负担，可如今利率升高，美国政府用来还债的支出已经超过军费。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战争、全球金融危机、流行病以及缺乏资金支持的减税政策与刺激计划都叠加了效应。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口头支持履行财政责任。可是两党分别上台后，就把谨慎抛到一旁，沉迷于增加支出或者减税。
下一任总统面临最重大的经济决策是如何慷慨地延续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推出的减税政策。继续减税只会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挥霍难以持续
这样的挥霍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利息成本会上升到无法忍受的水平。所以，放纵必须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来结束。
最不痛苦的方式是等待好运的拯救。不久前的情形是，即使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不断下降的全球实际利率水平会压低偿债成本。由于利率接近零，日本现在可以勉强应对自己的净债务，其与GDP的比值只有美国的一半。如果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实际利率从目前的高点回落，那么美国也就可以摆脱困境。
另一个缓解困境的路子是提高生产率。如果生产率提高，比如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增速就可以超过债务增速。
然而，好运气不能假设。对政治家来说，结束预算放纵最负责任的方式是随着利息账单增加纠正方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美国需要把削减支出(除债务利息的支出)或者增加税收的规模提高到GDP的4%，才能在2029年以前稳定债务水平。美国曾在1989年至2000年成功进行过类似调整。
问题在于，当年的环境非常适合紧缩开支。
冷战结束带来和平红利：国防开支降幅占财政调整规模的60%。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实际工资增长使加税的痛苦更容易接受。可如今，战争和不断加剧的全球紧张局势仍在抬高国防开支，而婴儿潮一代正大批退休。
于是剩下第三个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选项：让债权人还债。美国永远不会被市场强迫违约，因为美联储可以充当最后的买家。然而，财政放纵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将意味着债券持有人和储蓄者遭受巨大的实际打击。
这种情况成为现实的一种可能形式是，像特朗普那样的民粹主义者接管美联储。特朗普的顾问提出各种影响货币政策的设想，包括任命一位顺从的美联储主席和让国会监督利率。
特朗普喜欢低利率。如果低利率叠加不断增长的赤字，通胀率就会飙升。
危及金融体系
如果美国国会允许债务无限制增长，那么即使美联储能保持独立性，也会变得无能为力。如果政府对利率上升的反应是要去借更多的钱偿还债务，那么紧缩的货币政策反而会加剧通胀，而不是遏制通胀——拉丁美洲非常熟悉这样的反馈回路，而非主流人士声称这种回路已经在美国出现了。这些人的末日预言说得过早，但更高的利率确实会很快影响预算。
面对更高的利率、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从债权人到债务人的任意转换，一个不那么稳定的美国将给美国国内带来痛苦。然而，代价也将波及全球。
美元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通过美元，美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服务：由庞大的经济、法治制度、深厚的资本市场和开放的资本账户支撑的丰富资产供应。今天，没有其他资产可以扮演这一角色。即便美元要通过吸引风险溢价对冲通胀威胁，世界恐怕也不得不继续使用美元。
然而，如果储备货币的价值遭到折损，其支撑的世界也将变得贫穷。无论哪里，资本都将更加昂贵；全球金融体系的效率会降低；投资者会不断寻找美元的可行替代品。
但如果真的出现替代品，投资者又可能面临混乱的过渡期。美国的财政混乱由其国内造成。但你没看错：这是全世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