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一凡
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铁了心要与中国脱钩，搞了几年，成绩并不太好。于是，他们改了一个名字，叫“去风险”，但其目的仍然是“去中国”的风险，与中国制造拉开距离。前不久发表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再度为西方国家跟中国“去风险”辩护，仍然一幅大义凛然的样子，完全不顾这种人为破坏全球供应链的做法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多大危害。
● 乌克兰危机让西方决心让政治超越经济
乌克兰战争继续，乌克兰自己的能力下降，需要外部“输血”，美欧对乌克兰的军援增长迅速。美国与欧洲的军费增长迅速，而美把中国看作最大的威胁，与中国的产业链脱钩肯定是符合逻辑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美国最大的军火公司雷神的老总坦言，他们公司无法与中国切割，因为在中国有超过2000个供应商。美国的军费开支是最说不清楚的，美国国会几次审查军费开支的努力都失败了。美国军费开支里涉及一般用品的价格令人匪夷所思，如一把锤子800美元，一头山羊5000美元的例子不胜枚举。更不要说那些先进武器的价格更是贵得离谱，用那些武器打仗能打多久是个大问号。美国政府的大量预算用来支付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虽然这个利益集团受益不少，但对重振美国经济有多少帮助，实在值得怀疑。
当西方国家在决策时，把地缘政治考量超越市场配置原则时，全球产业链变得破碎不堪，效率大幅下降，成本迅速上涨，未来全球进入长期滞胀恐成定局。
乌克兰危机让欧洲人感到，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是危害，要发展新能源以替代进口化石能源。但“去风险”让欧洲企业不敢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可再生能源硬件，担心再度依赖中国。其实，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可再生能源依赖本地的阳光和风力，进口设备只是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这与进口化石能源不同。化石能源一旦燃烧、作工就消失了，需要不断进口。然而，欧洲人的思想就是转不过来弯，仍然要用成本高于中国几倍甚至十倍以上的价格打造自己的产业链，而且似乎还很难完成。
最近一些年，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在许多地方造成了自然灾害，欧洲也不例外。按理说，欧洲应该抛弃那些意识形态的障碍与地缘政治算计，与中国合作，快速解决欧洲面临的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但是，人们的思想有时很难脱离他们所处的背景。欧洲在解决乌克兰危机前，在想好未来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前，大概是无法决定与中国加强合作的。
乌克兰危机让欧洲人感到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是危害。
然而，西方独自走出困境的可能性在下降。西方在搞与中国脱钩时，高估了自己调整的能力。搞了好多年才发现，要重建产业链并非那么容易，涉及到设备生产能力、人力资本、交通运输与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等诸方面。要满足这些条件，并非一日之功。此外，西方国家也低估了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西方国家享受了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大量进口廉价制造品的好处，并不需要过多考虑滥发货币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因此，即便遇到了金融危机，也可以靠印钞票来控制局面。然而，当地缘政治考量占了上风，西方要不计代价地打碎原来建好的全球供应链时，原来他们颇为骄傲的“大缓和”就结束了。碎片化的全球产业链会加重西方恢复制造业的成本，使宏观经济调控失灵，令西方国家的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此外，西方深度卷入了乌克兰与加沙的战争。而战争是烧钱的机器，只会让财政负担更重。西方一方面要补贴重建产业链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补贴军火工业，还要考虑补贴新的技术开发，如何才能保证这么多的财政开支呢？在通货膨胀可能卷土重来，货币政策进入加息周期，资本变得成本更高时，许多政策目标变得互相矛盾，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变得越来越困难。
● 中国需解放思想，解决经济的二元化问题
中国经济在2023年表现得差强人意。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5%，占世界经济增长超过30%，但民众却不满意，因为感到自己的收入没有增长，经营还遇到了许多困难。这些感觉与西方世界的“去风险”有一点关系，也与中国经济的结构有点关系。
中国的GDP增长不错，因为一些新产业发展迅速，诸如可再生能源生产，新能源汽车生产，还有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都很迅猛。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GDP的数据还很亮眼。然而，中国的传统领域却面临着产能过剩，出口不顺，大家都变得非常内卷，价格被市场竞争压得很低，企业利润大幅下降，还债负担变得很重，去杠杆的冲动很大。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新兴领域独领风骚，而传统领域却步履蹒跚。
中国的传统领域步履蹒跚。
其实，中国的经济恢复与未来的发展不能单靠高新技术领域的一枝独秀，其他经济部门对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动仍然重要。打一个不太一样、但逻辑相似的比喻。美国曾认为，只要保持金融领域的优势、保持在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其他部门的“去工业化”没什么关系。但当“去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却发现那些非常先进的技术，没有庞大的制造产业链支持，就无法大规模产业化，无法迅速形成大众消费的产品。同理，如果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非常发达，但基本制造业完全丢失，无法满足我们消费者的需求，那我们的社会与经济也会陷入困境。
我们过去搞改革，眼睛一直盯着供给端，认为只要补上短板，经济就会恢复发展。但那是基于中国经济长期处于短缺时代的经验。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全面过剩，改革需要瞄准需求端，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只刺激供给端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有14亿多人口，只有4亿人为中等收入阶层，有购买力。若能让这个群体翻一番，我们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那时，传统制造业领域的困难就会大大缓解，内卷的情况也会大大好转。想通了这个问题，我们的财政金融也该适当考虑这些传统行业的困境，为它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让经营传统行业的人也可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同时，我们还应鼓励更多的资本去开发新农村，让农村人口也富裕起来，以加强我们消费阶层的力量。
● 西方没看到全球南方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西方有路径依赖，想重复冷战时期的辉煌，把欧洲日本等一众北方国家都“团结”起来，围堵中、俄、伊、朝等“邪恶国家”。
其实，西方国家面临的形势相差不多，去工业化严重，金融过度发展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发展。他们的发展战略相似，都要恢复供应链，是相互竞争，而不是相互补充。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为由把不同的经济体联合起来，而不是按照市场原则让不同的经济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这种人为的联盟如果不瓦解，就会大大降低效率，增加成本，最后在集团竞争中败下阵来。
西方国家虽然还有一点技术优势，并想拿这些优势来“卡中国经济的脖子”，但中国的处境实际上却要比西方国家好一些。以美国制裁华为公司为例，美国举全国之力制裁华为不算，还在全球联合欧洲和日本等一众北方国家都全力排斥华为，禁止向华为出售技术及技术产品，包括芯片。然而，当华为生产出第一批先进的手机Mate60 Pro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有些惊慌失措。
南北分歧，是指发达国家（全球北方）与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歧。
其实，全球南方国家对此有目共睹。当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全面制裁俄罗斯时，没有一个南方国家参与。它们不想与西方国家站成一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在不断加深，而这种合作建立在互补基础上，双方在合作中可以发挥出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势互补，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未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世界经济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化，金砖国家的GDP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已经超越G7。扩大后的金砖国家力量更大，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会更加重要，对其他南方国家的吸引力也会更大。金砖国家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合作是一种增量发展模式，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美国企图与其他西方国家打造联盟的做法是一种存量转移的做法，只能让财富在这些成员之间重新分配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发展模式的走向是可以判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