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18日刊登题为《世界经济——仍是一个一体化的故事》的文章，作者是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全文摘编如下：
仍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前景如何？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从那些在起作用的根本力量开始。
最根本的是经济机会的变化。包括交通和通信成本降低、比较优势转移以及利用规模经济和边做边学方面的机会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经济观念和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化，尤其是在中短期。战争、危机和大流行病等冲击也改变了商界、民众和政界人士对跨境一体化的风险、代价和好处的看法。
跨境一体化尤其是贸易的历史阐明了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长期而言，这是一个关于一体化程度加强的故事。1840年至2022年间，世界货物贸易与全球产出之比上升了约4倍。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及其帝国解体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两个时代。第一个是截至2010年的“超级全球化”时代——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和马丁·凯斯勒2013年在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撰写的论文中使用的一个标签。
　　▲图片来自参考消息。
“超级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国际贸易相对于全球产出而言快速增长，直接资本和证券组合投资资本跨境流动的增长甚至还要快于货物和服务贸易。在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此后，世界经济进入一个被一些人称为“慢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贸易的增长速度与世界产出大致相符，而跨境投资与世界产出之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是什么促成了“超级全球化”？为什么它终于“慢全球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1990年后，所有3股驱动力汇集到了一起。首先，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方面的差异在最发达经济体与那些落在后面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之间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差距。这为利用廉价劳动力创造了巨大机会。
其次，集装箱船、巨型喷气式飞机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商业组织前所未有的跨境一体化和供应链的分拆得以实现。
最后，世人纷纷转而相信市场自由化和跨境开放改变了政策。变革性的时刻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邓小平分别在英国、美国和中国掌权。在世界贸易方面，亮点包括1993年完成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1993年建立欧盟单一市场、1995年创建世界贸易组织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是什么结束了这一时期？所有主要驱动力减弱或逆转。随着劳动力成本趋同，通过利用劳动力成本差异来推动扩大贸易的机会减少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对贸易的依赖度自然下降了。
意识形态变化至少也同样重要，包括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尤其是在美国。或许最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大流行和如今的大国紧张关系已将信任变为怀疑和冒着风险进行“去风险”。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混乱现状继续下去似乎是最可信的答案。以历史标准衡量，世界经济将保持相对开放，贸易增长大致与世界产出相符。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直接联系会出现某种程度“脱钩”。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试图转向其他供应国将会造成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间接依赖。很多国家将会一方面继续保持与美国及其亲密盟友的贸易，另一方面与中国做生意。
最有可能替代这种前景的是一种更彻底的破裂。杰克·沙利文的“小院高墙”最终可能会演变为大院高墙，唐纳德·特朗普再次赢得总统宝座可能会成为催化剂。因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而起的冲突可能成为全球保护主义的另一个导火索。
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还活着。但大国民族主义竞争可能会造成巨大破坏。这个时代会被证明是个例外吗？我们必须努力确保这一点。
作者/马丁·沃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