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古。
民主是一种政治体制，而国企是一种经济体制。
这二者，其实毫无关系。
今天的文章，观点就结尾几句，主要是罗列资料：
印度的国企改革
印度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印度重工业和公共企业部的数据，截至2021年3月，印度共有348家中央国有企业(Central Public Sector Enterprises， CPSEs)，总资产达到29.56万亿卢比(约合4000亿美元)，净利润达到1.38万亿卢比(约合187亿美元)。
这些国企分布在能源、电信、钢铁、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关键行业。
印度在1947年获得独立后，政府就确立了以国家计划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1951年，印度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要把国有企业打造成国民经济的"指挥高地"。
此后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政府在钢铁、电力、重型机械等关键领域成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如印度钢铁公司、国家热电公司等。
到196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印度工业的中坚力量，国有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部门的比重超过50%。
20世纪60-70年代，印度国有企业进入快速扩张期。
一方面，政府不断加大对国企的投资，推动了国企的扩张;
另一方面，政府还通过"国有化"方式将一些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如1973年将煤炭行业收归国有，1976年将银行业国有化等。
到1980年代初，印度国有企业已达240多家，遍布钢铁、煤炭、电力、电信、银行等各个关键领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1980年，印度政府发布了第一份关于国企改革的政策文件，提出要提高国企经营自主权，推行责任制和绩效评价。
一些国企开始引入董事会制度，允许董事会在生产经营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
同时，政府还鼓励国企改善激励机制，对员工实行计件工资制。这些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企效率，但收效甚微。
1985年，印度成立了"公共部门企业委员会"，系统研究国企改革。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指出，国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经营自主权、管理低效和过度就业等。
1991年，面对外汇危机和经济困境，印度政府启动了全面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国企改革。
1991年，印度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改革方向。此后，政府选择了一批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先后出售了现代食品工业公司、印度铝业公司等一批国企的股权。
除私有化外，印度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国企效率:
一是加大国企业绩考核力度，将经营业绩与经理人薪酬挂钩;
二是精简冗员，1991-2000年间国企裁员近30万人;
三是放松管制，允许私企进入电信、民航、电力等行业，加大了国企面临的竞争压力；
四是鼓励国企通过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完善公司治理。
2000年，印度政府成立了撤资部，专门负责推进国企私有化进程。
2000-2005年间，印度政府出售了包括印度石油公司(IOC)、VSNL电信公司、印度铝业公司(Nalco)等在内的多家大型国企的股份。
然而，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印度国企数量重新出现增长。
2016年，又将其升格为"投资和公共资产管理部"，统筹国企改革和政府投资工作。
2019年，印度国企总数为348家。
一个重要原因是，私有化改革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和社会争议。
工会组织、左翼政党以及其他一些反对私有化的势力，强烈反对政府将国有资产"贱卖"给私人资本。面对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情绪，印度政府不得不放缓了私有化改革的步伐。
2014年，印度人民党(BJP)上台执政后，虽然在经济政策上倾向于市场化改革，但在国企问题上却采取了相对谨慎的立场。
2021年，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在联邦预算案中明确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战略性地推进国企私有化进程"，但同时强调"没有对出售国企规模设定任何具体目标"。
这表明，在政治和社会压力下，印度政府对国企私有化持谨慎态度，更加强调国企的战略性重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为什么不敢推？
因为国企重组和私有化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冲突。
国企工人是私有化的最大反对者，他们担心私有化会导致大规模裁员和工资福利下降。
2015年，印度煤炭部提出将煤炭开采领域向私人资本开放，遭到了煤炭工人联合会的强烈反对。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罢工，导致印度煤炭产量一度下降10%以上。
左翼政党是国企私有化的另一大反对力量。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政党认为，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损害工人阶级利益。
2019年，左翼政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反私有化日"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私有化政策。
面对工会和左翼政党的反对，印度政府试图通过协商对话化解社会冲突。
2020年，印度财政部与主要工会组织就国企工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
谈判达成的主要成果包括:国企继续执行定期工资调整机制;在职员工不受裁员影响;国企私有化须与工会协商，妥善安置员工等。
台湾的公营企业改革
台湾的公营企业可以追溯到1949年蒋当局迁台之初。当时，当局为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在能源、基础设施、重工业等关键领域成立了一批公营企业。
20世纪50-70年代是台湾公营企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台湾工业化进程加速，当局大力扶持公营企业发展，公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一度达到70余家。公营企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张，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以1952年为例，台湾公营企业资产总额为新台币11亿元，到1979年迅速增长到2859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8%。
同期，公营企业营业收入从新台币4亿元增长到1331亿元，年均增速达到26%。
然而，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和企业体制弊端凸显，台湾公营企业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陷入困境。许多公营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已成为当局的沉重财务负担。
据统计，1989年台湾有35家公营企业亏损，亏损面高达51%。其中，台糖、台肥、农林等大型公营企业亏损尤为严重。
与此同时，随着劳工意识觉醒，公营企业面临的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在产业结构调整压力下，公营企业冗员问题更加突出，人浮于事现象严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政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开始重新审视公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并酝酿推动新一轮的公营企业改革。
1989年，台湾"行政院"成立公营事业民营化推动小组，标志着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革正式启动。
2001年，台湾通过《公营事业管理法》，为公营企业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当局明确提出公营企业民营化"五年搞掂"的目标，大刀阔斧推进公营企业改革。
通过近30年的持续努力，台湾公营企业数量显著减少，公营经济比重下降明显。1990-2019年间，台湾当局共完成17家公营企业的民营化，公营企业数量从1990年的43家下降到2019年的17家。公营事业资产占GDP的比重也从1995年的35.9%下降到2019年的15.6%。
尽管如此，台湾至今仍有17家公营事业，2019年资产总额高达新台币8.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15.6%。
这些公营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交通、能源等关键行业。
总的来看，台湾公营企业改革可分为"民营化"和"公司化"两大类。
(一)"民营化"改革
"民营化"改革是指将公营企业全部或部分产权转让给民间，通过私有化方式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台湾采取的主要民营化方式包括:
1. 股权转让:当局将持有的公营企业股权全部或部分出售给民间投资者，实现企业所有权的非公营化。如1999年，当局分两期出售中钢公司35%的股权。
2. 资产出售:当局将公营企业资产打包出售，交由民间企业经营。1997年，台糖公司的量贩店业务被整体出售。
3. 委托经营:当局将公营企业经营权有偿转让给私营企业，收取特许经营权费用。2001年，高雄市当局将经营长达50年的高雄泊车公司委托民间经营。
(二)"公司化"改革
"公司化"改革是在维持公营产权的前提下，推动公营企业从传统的当局部门向现代企业转型，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体措施包括:
1. 健全公司治理:根据《公司法》要求，在公营企业中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和监管机制，提升公营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2. 强化激励约束:打破传统的公营企业考核和薪酬体系，建立健全与市场接轨的绩效评价和奖惩机制。在部分公营企业中引入员工持股，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 理顺政企关系:通过公司化改革，理清当局与公营企业的权责边界，减少当局对公营企业日常经营的干预，增强公营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台湾的公营企业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在改革过程中引发了诸多社会冲突，其症结在于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的立场和诉求存在较大分歧。
公营企业工会是台湾公营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工会往往担心民营化改革将导致大量员工下岗，因此强烈反对当局推行激进的民营化改革。
1999年，当当局提出将台湾铁路部分路线民营化的计划时，铁路工会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威胁举行罢工。在工会压力下，当局不得不暂缓铁路民营化进程。
2003年，当局推动台电民营化计划时，电力工会再次站出来抗议。在"拒绝电业民营化联盟"等团体的号召下，近万名台电员工走上街头，反对当局的电业改革方案。面对工会的强硬态度，当局的电业改革步伐明显放缓。
2003年，台北市当局将市立和平医院委托给长庚医院经营，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但民营化后，长庚医院出于营利考虑，上调了医疗收费，并减少了免费服务项目。
此举引起民众强烈不满，认为当局将公立医疗资源"卖"给财团，损害了民众的就医权益。在民意压力下，台北市当局最终提前终止了和平医院的委托经营合同。
台湾在公营企业民营化过程中，曾多次爆发公营资产流失丑闻，引发社会的广泛质疑。
2005年，台湾高铁BOT项目就曾引发争议。台湾高铁公司以1858亿新台币的价格取得高铁营运特许权，但当局随后又以每年50亿新台币的价格向其租回部分路权。此举被认为是变相补贴财团，造成数百亿公营资产流失。
2010年，台湾港务公司民营化案也引发非议。台当局以52亿元的低价，将7个港口经营权转让给长荣集团等财团，被质疑严重背离市场价格，损害利益。
韩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韩国的国有企业始于20世纪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1910年，日本对韩国实施殖民统治，将大量国有土地、矿山等资源占为己有，开始在韩国设立国营企业。这一时期的国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矿业、重工业等领域。
1945年日本战败，韩国光复，原日本所有的国有企业被韩国政府接管。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确立了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方针。
此后约30年间，尤其是在朴正熙执政时期(1961-1979)，韩国高度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将其作为带动经济增长和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抓手。
20世纪60-70年代是韩国国企快速扩张时期。政府采取"民间补缺"的国企发展战略，即政府投资国企进军民营资本能力不足的重化工业等关键领域。韩国先后成立了浦项制铁、大韩石油、韩国电力等一批大型国企，并给予巨额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
1960-1979年间，韩国国有企业数量从40家增加到104家，年均增长5%。国企在制造业、能源、金融等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进入80年代后，随着韩国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国企在韩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下降。
全斗焕政府开始对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实施民营化。
1980-1990年间，共有18家国企被私有化，国企总数下降到97家。
继全斗焕之后的卢泰愚、金泳三政府延续了国企民营化政策。
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韩国仅存31家国有企业。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冲击，韩国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公社，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实施国有化接管。
1997-1999年间，韩国政府先后国有化了10家濒临破产的商业银行，致使国企总数出现反弹。截至2019年底，韩国共有36家中央政府所属国有企业。
1987-2019年间，韩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54万亿韩元增长到583万亿韩元，年均增速达8.2%，高于同期GDP年均6.4%的增速。
2019年，国企资产总额占GDP的比重达33%，较1987年的28%有所上升。
2019年，韩国电力、韩国土地住宅公社、韩国产业银行位列韩国国企资产规模前三甲，合计资产总额高达425万亿韩元，占全部国企资产总额的73%。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韩国加大国企民营化力度，国企员工权益保障问题凸显。
一方面，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国企经营业绩压力加大，许多企业采取减员、降薪等措施压缩成本，员工收入和就业保障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民营化改革使得许多国企工人失去体制内的身份，改革的获得感不强。基于维权和利益考虑，韩国国企工会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反民营化运动。
1994-1995年，韩国通信民营化期间，通信工会举行大规模罢工，反对政府的民营化方案，要求保障员工权益。
2001年，整个夏天韩国发生了持续数月的国企工人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电力、天然气、金融等领域的民营化计划。
2013年，铁道工会针对政府的铁路民营化方案发起为期24天的罢工。国企民营化引发的劳资对立加剧了韩国的社会矛盾。
国企改革还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以浦项制铁为例。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府选址庆尚北道浦项兴建浦项制铁厂，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浦项制铁的发展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进步，浦项市一度被誉为"共和国的城市"。
90年代，伴随着浦项制铁的民营化改革，浦项地区的国企扶持政策不断弱化，钢铁产业对当地的经济拉动作用下降，失业率上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晋州、蔚山、群山等多个国企改革的"飞地经济"。在"财阀主导、市场化改革"的驱动下，这些国企逐渐失去地方色彩，业务向首尔等核心城市集中，加剧了地区发展失衡，激化了首尔与地方的矛盾。
问题
今天我不写观点，各位来写，尽量避开闵敢词（AI会追杀），但我要提问：
1、为什么三个地区都是民主化的地区，国企却能一直存在？
2、到底是谁在阻止这三个地区的国企改革？为什么？
3、国企员工占比这么低，为什么却有这么大的能量？
4、中国国企改革，最大的阻力究竟来源于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