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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美财长耶伦结束了为期四天的访华行程,在记者会上,耶伦说,华盛顿不会接受新产业因我国进口产品而遭受重创,因此敦促我们控制过剩的工业产能。
这场为期四天的经济会议,虽然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但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一致同意举行更多讨论,以及处理贸易、投资和安全方面日益加剧的摩擦。
说到底,耶伦访华的目的,可能也并非要取得什么重大的突破,能够坐下来好好谈,并传达美国自身的信号,就是耶伦访华的最大目的。
耶伦走了,但双方的分歧还是留下来了。
耶伦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关系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内会经历什么。”
哪怕是美财政部长,对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未来走向,可能也分不清。
耶伦还表示,她相信我们正在真诚地参与讨论,并且正在取得进展,她说:“我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或整体关系恶化和破裂。”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
但在面对各自根本利益问题上,谁也不会让步。
对美国而言,向来都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的对美贸易顺差,也让我们赚到了充足的美元,依靠这些美元我们又可以进口高精尖的设备和技术。
而我们则向美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供美国消费者选择。
两者彼此成就,互利互惠,一直到特朗普的上台,打破了这一美好;当年特朗普单方面对我国商品征收关税,算是开启了一个新阶段的中美关系。
更进一步,随后的新冠病毒、俄乌冲突,再次将这一关系变得更为严峻,以及更为不确定性。
最早,美国内部的声音甚至是脱钩,随后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变成了去风险,以及供应链的多元化。
双方的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特朗普一上台,就改变了过去的经贸模式?
历史可能是注定的。
从双方的经贸往来上看,美国一直维持着巨大的贸易逆差,借助特朗普的话说“他们赚走了太多的钱,还抢了我们工人的就业”。
而特朗普,也仅仅只是美国对华策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而已,这种模式本身也并非可以一直维持下去,没有特朗普,也会有李朗普,王朗普上来单方面改变现状。
除了双方的产业重叠上的竞争之外,产能过剩也是双方的分歧点。
就在耶伦访华的同时,拜登宣布将向最先进的微芯片的主要生产商台积电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资助,努力将一些最前沿的半导体技术引入美国。
这是欧美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去风险的实际结果。
美国目前已经向半导体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助,为的就是减少在关键微芯片方面对我国的依赖。
除此之外,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出口,也威胁到了欧美自身的行业,这也是未来几个月内让双方产生分歧的最紧迫的问题。
表面上看,双方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此,耶伦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消费投资,靠内需去拉动甚至是消耗掉多余的产能,而不是借助出口。
这也是当下双方讨论的重点。
而从本质上看,双方更大的分歧点可能还在于价值观的不同。
市场经济催生了全球化的贸易,也迎来了一个人类历史相对和平的时期,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人类获取资源离不开土地,因此为了争抢土地,常常会爆发战争,而战争是不利于商业发展的。
哪怕是在两百年前的鸦片战争中,西方要的也是贸易,而不是领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当初我们加入WTO的过程中,尽管答应了一些条件,但总体来看,我们是吃到了全球化的红利的。
这也是耶伦这类经济学家坚信的一个传统观点,即跨国贸易往来,可以带来和平,因为只有和平才能够促进商业的繁荣。
但俄乌冲突,打破了整个西方精英界的幻想。
过去全球化贸易遵循的是市场原则,哪里的商品便宜、物美价廉,就买哪里的商品,因此我国的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成长,成为“世界工厂”。
就业、外资蜂拥而至,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也是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之上的。
但俄乌冲突让西方认识到了,如果一旦发生类似的风险,西方的供应链却牢牢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此,欧美开始强调所谓的供应链去风险,以及多元化的投资布局;同时,还开始限制关键领域的投资,甚至是芯片卡脖子,这一切都是基于未来双方可能冲突的假想之上的。
对我们来说,我们过去的制造业供应的是全球,虽然是全球,但大头都是欧美市场,因为他们的消费能力足够高,全球供应链的分散也基本上处于这个格局。
即欧美垄断高新技术行业,例如芯片、汽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是欧美的优势行业,出口全球;而大量的新兴经济体,则出口服装、手机等电子品。
现在欧美突然说要分散供应链,要减少对我们的投资,要卡脖子,分歧就由此产生了。
去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30年来首次减少,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一下因为欧美有意识的去风险,直接少了两架,这当然就触及到了我们的根本利益。
又因为欧美要供应链多元化,于是产能过剩也成了耶伦这次访华的一个主要议题。
当然,问题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这不是美国一家这么想,欧美、墨西哥和巴西都在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可能还会加剧新的贸易限制,耶伦就曾暗示过,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保护其新兴产业。
如果说关键技术卡脖子,其实影响还不是特别大,至少短期内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供应链如果要卡脖子,那么我们的就业、GDP几乎就会立刻受损,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从这次双方的会谈来看,美国几乎不太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这也意味着,需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产能的问题。
也就是耶伦所说的“重视国内家庭消费”。
但我们的消费能够在短期内填补出口的缺口吗?从实际情况来看,很难很难。
尽管我们当下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但我们的储蓄率也高达45%,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从2020年到2024年,这四年时间国人的储蓄,超过了2009-2019过去十年的总和,储蓄率为何高居不下?
新冠病毒显然是主要因素。
三年时间里,国人过去的高消费习惯开始变得更为理性,更为追求性价比,更关键的地方还在于,这种消费习惯一旦改变,就很难逆转。
在新冠病毒的低基数影响下,去年国内餐饮消费每月都有双位数的增长,但每个人花的钱也更少了,根据东吴证券的统计,海底捞的人均消费降至100元以下,太二内地客单价也降到了72元,怂火锅去年客单价也降到113元,降幅约12%。
除此之外,汽车价格战、从咖啡到奶茶,甚至一向最为保值的房地产也在降价,在新冠病毒后时代,人们预想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回来,却迎来了报复性储蓄。
我们的家庭存款总额突破14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从存款分布来看,也可能跟招行年报有着趋同的结构,即2%的人掌握着存款的80%,余下的98%的人占存款总额的20%。
因此,美财长耶伦说让我们把更多目光放在国内家庭消费上,但显然这不够,消费乃至收入结构的变化,远非一日之功。
如果欧美达成更多共识,开始给贸易设置更高的关税壁垒,那么庞大的产能如果不能通过出口去消化,对我们来说,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不仅仅需要应对房地产的下行和地方的债务问题,还需要应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问题,人口也是一个长期性的因素。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仅靠我们自己当然行不通,还得靠外部更广袤的全球市场,但如果欧美市场设置更高的关税壁垒,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棘手。
今年1-2月,我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同比增长了7%,这可能是让西方感到担忧的原因。除此之外,美国于2022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了39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但广州市去年就为半导体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设立了290亿美元的基金。
这些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能会扰乱市场价格机制。
而美国借助耶伦访华传递的信息也非常明确,那就是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做生意了。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如何适应这种转变,以及它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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