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美财长耶伦结束了为期四天的访华行程，在记者会上，耶伦说，华盛顿不会接受新产业因我国进口产品而遭受重创，因此敦促我们控制过剩的工业产能。
这场为期四天的经济会议，虽然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但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一致同意举行更多讨论，以及处理贸易、投资和安全方面日益加剧的摩擦。
说到底，耶伦访华的目的，可能也并非要取得什么重大的突破，能够坐下来好好谈，并传达美国自身的信号，就是耶伦访华的最大目的。
耶伦走了，但双方的分歧还是留下来了。
耶伦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关系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内会经历什么。”
哪怕是美财政部长，对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未来走向，可能也分不清。
耶伦还表示，她相信我们正在真诚地参与讨论，并且正在取得进展，她说：“我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或整体关系恶化和破裂。”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
但在面对各自根本利益问题上，谁也不会让步。
对美国而言，向来都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的对美贸易顺差，也让我们赚到了充足的美元，依靠这些美元我们又可以进口高精尖的设备和技术。
而我们则向美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供美国消费者选择。
两者彼此成就，互利互惠，一直到特朗普的上台，打破了这一美好；当年特朗普单方面对我国商品征收关税，算是开启了一个新阶段的中美关系。
更进一步，随后的新冠病毒、俄乌冲突，再次将这一关系变得更为严峻，以及更为不确定性。
最早，美国内部的声音甚至是脱钩，随后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变成了去风险，以及供应链的多元化。
双方的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特朗普一上台，就改变了过去的经贸模式？
历史可能是注定的。
从双方的经贸往来上看，美国一直维持着巨大的贸易逆差，借助特朗普的话说“他们赚走了太多的钱，还抢了我们工人的就业”。
而特朗普，也仅仅只是美国对华策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而已，这种模式本身也并非可以一直维持下去，没有特朗普，也会有李朗普，王朗普上来单方面改变现状。
除了双方的产业重叠上的竞争之外，产能过剩也是双方的分歧点。
就在耶伦访华的同时，拜登宣布将向最先进的微芯片的主要生产商台积电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资助，努力将一些最前沿的半导体技术引入美国。
这是欧美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去风险的实际结果。
美国目前已经向半导体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助，为的就是减少在关键微芯片方面对我国的依赖。
除此之外，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出口，也威胁到了欧美自身的行业，这也是未来几个月内让双方产生分歧的最紧迫的问题。
表面上看，双方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此，耶伦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消费投资，靠内需去拉动甚至是消耗掉多余的产能，而不是借助出口。
这也是当下双方讨论的重点。
而从本质上看，双方更大的分歧点可能还在于价值观的不同。
市场经济催生了全球化的贸易，也迎来了一个人类历史相对和平的时期，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人类获取资源离不开土地，因此为了争抢土地，常常会爆发战争，而战争是不利于商业发展的。
哪怕是在两百年前的鸦片战争中，西方要的也是贸易，而不是领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当初我们加入WTO的过程中，尽管答应了一些条件，但总体来看，我们是吃到了全球化的红利的。
这也是耶伦这类经济学家坚信的一个传统观点，即跨国贸易往来，可以带来和平，因为只有和平才能够促进商业的繁荣。
但俄乌冲突，打破了整个西方精英界的幻想。
过去全球化贸易遵循的是市场原则，哪里的商品便宜、物美价廉，就买哪里的商品，因此我国的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成长，成为“世界工厂”。
就业、外资蜂拥而至，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也是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之上的。
但俄乌冲突让西方认识到了，如果一旦发生类似的风险，西方的供应链却牢牢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此，欧美开始强调所谓的供应链去风险，以及多元化的投资布局；同时，还开始限制关键领域的投资，甚至是芯片卡脖子，这一切都是基于未来双方可能冲突的假想之上的。
对我们来说，我们过去的制造业供应的是全球，虽然是全球，但大头都是欧美市场，因为他们的消费能力足够高，全球供应链的分散也基本上处于这个格局。
即欧美垄断高新技术行业，例如芯片、汽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是欧美的优势行业，出口全球；而大量的新兴经济体，则出口服装、手机等电子品。
现在欧美突然说要分散供应链，要减少对我们的投资，要卡脖子，分歧就由此产生了。
去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30年来首次减少，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一下因为欧美有意识的去风险，直接少了两架，这当然就触及到了我们的根本利益。
又因为欧美要供应链多元化，于是产能过剩也成了耶伦这次访华的一个主要议题。
当然，问题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这不是美国一家这么想，欧美、墨西哥和巴西都在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可能还会加剧新的贸易限制，耶伦就曾暗示过，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保护其新兴产业。
如果说关键技术卡脖子，其实影响还不是特别大，至少短期内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供应链如果要卡脖子，那么我们的就业、GDP几乎就会立刻受损，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从这次双方的会谈来看，美国几乎不太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这也意味着，需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产能的问题。
也就是耶伦所说的“重视国内家庭消费”。
但我们的消费能够在短期内填补出口的缺口吗？从实际情况来看，很难很难。
尽管我们当下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但我们的储蓄率也高达45%，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从2020年到2024年，这四年时间国人的储蓄，超过了2009-2019过去十年的总和，储蓄率为何高居不下？
新冠病毒显然是主要因素。
三年时间里，国人过去的高消费习惯开始变得更为理性，更为追求性价比，更关键的地方还在于，这种消费习惯一旦改变，就很难逆转。
在新冠病毒的低基数影响下，去年国内餐饮消费每月都有双位数的增长，但每个人花的钱也更少了，根据东吴证券的统计，海底捞的人均消费降至100元以下，太二内地客单价也降到了72元，怂火锅去年客单价也降到113元，降幅约12%。
除此之外，汽车价格战、从咖啡到奶茶，甚至一向最为保值的房地产也在降价，在新冠病毒后时代，人们预想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回来，却迎来了报复性储蓄。
我们的家庭存款总额突破14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从存款分布来看，也可能跟招行年报有着趋同的结构，即2%的人掌握着存款的80%，余下的98%的人占存款总额的20%。
因此，美财长耶伦说让我们把更多目光放在国内家庭消费上，但显然这不够，消费乃至收入结构的变化，远非一日之功。
如果欧美达成更多共识，开始给贸易设置更高的关税壁垒，那么庞大的产能如果不能通过出口去消化，对我们来说，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不仅仅需要应对房地产的下行和地方的债务问题，还需要应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问题，人口也是一个长期性的因素。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仅靠我们自己当然行不通，还得靠外部更广袤的全球市场，但如果欧美市场设置更高的关税壁垒，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棘手。
今年1-2月，我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同比增长了7%，这可能是让西方感到担忧的原因。除此之外，美国于2022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了39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但广州市去年就为半导体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设立了290亿美元的基金。
这些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能会扰乱市场价格机制。
而美国借助耶伦访华传递的信息也非常明确，那就是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做生意了。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如何适应这种转变，以及它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