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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四小龙发展差异的政经解读

丫头喜欢说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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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齐平
半个世纪前,大约从1960、70年代开始,不知是谁最先提出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及香港)概念成为潮词,不胫而走,四小龙也未负众望,表现亮丽。在当时,除了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如后来的G7外,四小龙基本上总能成为全球的聚焦。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G7明显已失去了它早日光环,正面对着一众以中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如金砖组织)的强势竞争;四小龙作为一个整体的光彩似乎也在快速褪色,在国际舆论板块中的角色逐渐淡出。
应该说,四小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中,虽一度绚烂,但就象彗星一样,50年一闪而过的短暂亮丽,正在过去之中,且永不再来。但四小龙之中,作为个体观察,却有新加坡一小国,一枝独秀,一骑绝尘,不仅狠甩其它三小龙,其出色表现直追甚至超越许多发达国家;至于被抛甩的三小龙,则处境堪怜,早失往日龙腾锐气,难再以龙视之,也难怪四小龙之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如今,四小龙中新加坡一枝独秀、一骑绝尘。
一个令人好奇且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是,为何曾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四小龙,后来的发展差异会如此之大,且越来越大?其中线索,有无值得作为发展政经学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若进一步聚焦,新加坡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甚至有无可能反过来,成为一众从来自炫为世界最佳模式、但现在表现却问题丛生的发达国家的反思教材?
四小龙发迹之初,正值二战结束后不久,四小龙无一例外均受战火破坏,所以起始条件十分类似,再加上同为体量小、资源少、人口少,正是在这样明显不利的情况下,竟然在1960、1970年代开始不久,即纷纷在经济发展不同领域表现出色,缔造佳绩,“四小龙”之名因而实至名归。何以致此?此中既有共同的背景,也有各自殊异的条件与作为。
所谓共同的背景,除了起始条件外,至少还有三个。首先,四小龙体量小,必须靠与外界互动,具体说,就是要靠贸易拉动经济,所以一开始多鼓励引进外资,带入技术与管理,结合本地廉价劳力资源,“发明”了出口加工区,再靠出口赚取外汇。非常幸运的是,四小龙共同面对的是一股由美国引领驱动的空前的全球化大浪潮。其次,在政经体制上,四小龙均采市场经济(虽市场化程度不尽相同);更应该看到,也都采取的是宽严程度略有差异的“威权政治体制”,且多由政治强人领导(其中香港政治由伦敦主导,也是一种另类的威权体制)。威权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极大化地强化了竞争力。第三个共同背景是,其时也,中国大陆还在“沉睡”之中,远未对四小龙所属的这“半个(市场经济)地球”产生任何影响。
中国大陆的崛起对于四小龙影响深远。
四小龙在前一个阶段普遍表现亮丽之后,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特别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发展差异开始明显,增长速度有快有慢,彼此差距开始拉大。比较明显的变化尤其出现在:(1)四小龙依增长速度区分两组,一组是港、星(新加坡),跑在前头;一组是台湾、韩国,略为滞后。但随着时间,这两组间的差异却与时俱增;(2)台、韩一组,台一向略为超前,但在2000年前后,曾一度被韩反超,惟不久又翻转回来,两者差距不大,但基本上台略超韩;(3)港、星一组,星长期间领先港,但随着时日,星领先扩大,时至今日,几乎有已不在同一组别之感。现以两组人均GDP数字对照,可以明显看到四小龙表现之变化。一是1950年的四小龙人均GDP(美元):台(924)、韩(854)、港(2218)、星(2219)。到2022年,成为:台(36792)、韩(33592)、港(49700)、星(79426)。由于四小龙面对的外在环境变化基本一样,所以其间差异就必须从1997年至今的各自因素中寻找可能的答案。比如:
一、政治体制
香港进入“一国两制”适应期;韩国政坛经常动荡;台湾走上民粹化的台式民主;星则坚持卓越的精英治国体制。
二、领导人至关重大
新加坡精心培养政治人才,李光耀之后有吴作栋、李显龙及即将接班的黄循财,俱一时之选。
三、中国(大陆)因素
港、星个人受惠于此一因素,星尤其刻意经营;韩早先也认真处理中、韩关系,惟近年来追随美国,经济遂急转直下。台湾则从马英九时代的互动互惠演变为当下的对抗。
以人比拟,四小龙的命是老天给的,运则是自己选的,脉络整理清楚之后,此言诚不虚也。
(作者系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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