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课题组
当前，在外部冲击和内在动能转换等因素的推动下，世界进入深度变革期，全球经济呈现出一些趋势性变化，并将对未来各国经济带来深远影响。
01
全球经济的“再全球化”
近年来，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政策因素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阻碍作用日益凸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数据显示，1995年—2007年，全球货物出口增速的平均值为10.1%；2008年—2022年，全球货物出口增速的平均值降为4.0%；2008年—2021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增速的平均值为1.6%，比1997年—2007年的平均值下降18.5个百分点。在区域层面，一些区域机制和规则日益封闭，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特别是随着美国牵头的印太经济框架下各领域协定的达成与落实，将成为加剧区域经济竞争与对抗以及全球经济碎片化的推手。
在全球层面，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进一步弱化。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性的同时，却破坏和干扰以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为代表的多边规则。尽管国际社会对2024年WTO第13届部长级会议（MC13）重建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充满期待，但要想取得实质性成果还需各方付出更多努力。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变革期，全球经济将经历“再全球化”进程。所谓“再全球化”，是指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保障的全球规则因大国博弈升级而面临改革和重塑，全球资源将面临重新配置，全球分工体系将面临系统性重组。
02
全球生产与交换的数字化
在全球技术创新中，信息和数字领域是技术突破最多的领域之一。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数字经济和贸易快速增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显示，2022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5国的数字经济总量达31万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7.6%，较GDP增速高5.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占GDP的比例为58%，较2016年提升约11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比2016年增加6.5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比2016年增加4.1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2%，是5国数字经济总体年均复合增长率的1.6倍。同时，数字技术直接带动电子商务的发展，跨境数字服务贸易也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和WTO联合报告显示，2022年，包含数字贸易便利化、隐私和数据保护、消费者保护、源代码、电子传输关税和网络安全等数字贸易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有116项，占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的33%。截至2023年7月，89个成员参加了WTO《电子商务联合倡议》，就制定电子签名和电子支付以及信息流、隐私、消费者保护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规则形成共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3》显示，2022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额达3.82万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3.9%；分领域来看，电信、计算机和信息（ICT）服务继续引领数字服务贸易增长。
总之，数字技术将成为重塑全球经济动力的重要依托，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发展前景广阔，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为全球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
03
全球经济发展的低碳化
近年来，暴风雨、热浪、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发，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总部设在德国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最新公告指出，2023年9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2023年有望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仅就欧洲而言，9月的气温比1991年—2020年间同月的平均气温高出2.51℃，比2020年同月创下的此前最高气温纪录高1.1℃。
气候变化不仅直接威胁人类健康，还对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带来深远影响，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挑战。2022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气候与发展报告》显示，各国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平均成本约为GDP的1.4%，但低收入国家的成本超过GDP的5%。并且，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再像发达国家那样，先以高碳密集型方式发展再进行清理和脱碳。低碳经济是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平衡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产业转型等手段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低碳贸易契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并且从长远来看符合世界各国利益，但从短期来看，技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将面临更多考验和挑战。一些经济体还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推出碳关税，为全球贸易设置新的壁垒，受冲击最多的仍是发展中国家。
04
全球经贸关系的政治化
近年来，一些发达经济体越来越热衷于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并赋予正常的经贸关系以浓重的政治色彩，在内政外交场合炒作经济安全威胁。
2023年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加紧推出所谓的“去风险”政策。2023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发表联合声明称，要增强经济韧性，就必须去风险，实现多样化，因此将单独或集体采取措施投资于自身的“经济活力”，减少对关键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同时宣称，G7不寻求脱钩，也不寻求政策内倾，因而其政策方针不是为了损害中国，也不是为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此后，一些发达国家发布了具体的“去风险”“降依赖”举措。这些所谓“去风险”政策的实质是推动全球经济走向脱钩的政治操弄。这种为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和快速压制竞争对手的“去风险”政策将使大国关系背离合作共赢，甚至越过零和博弈走向即便损害自身利益也要消耗对手的负和博弈。
在一些发达国家主导的IPEF等经贸合作框架中，人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政治制度等问题被作为重要内容来加以考虑，并以此作为塑造成员凝聚力和限制其他成员的手段。同时，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某些国家蓄意阻扰WTO、IMF、世界银行等机制改革进程，在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平台炒作政治议题，导致这些机制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功能不仅得不到有效发挥，还沦为少数国家搞地缘政治博弈和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甚至武器。
随着国家间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转变，主要大国间的博弈不断升级，作为资源配置主要原则的经济逻辑退居其次，权力逻辑逐渐占据上风。此时，大国博弈的战略目标是寻求与竞争对手拉开更大距离。
05
全球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从“美国后院”拉美到“能源基地”非洲和中东，再到欧洲和亚太，越来越多的国家着手计划或已经实施“去美元化”方案，并表现为跨境贸易和投资中放弃美元而转用本币结算，在外汇储备中降低美元份额，开始思考美元的替代货币。IMF数据显示，2022年第四季度，美元储备占全球已报告外汇储备的比例为58.36%，为1995年该机构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较2001年二季度的高点下降了14.34个百分点。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全球“去美元化”势头或将进一步增强，并持续动摇美元霸权的根基。不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元仍将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美国也将更加竭力维系美元霸权。二是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的地位上升。2016年，IMF将人民币列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5月，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中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反映出对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提高的认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23年9月，人民币作为全球货币在贸易融资市场的份额达5.80%，首次超过占5.43%份额的欧元，位居第二。目前，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居第二位，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同时，一些小国货币的地位上升。2022年3月，IMF报告显示，在美元份额下降时，英镑、日元和欧元的份额并未增加；在美元下降的份额中，有1/4转向人民币，3/4转向作为储备货币作用更为有限的小国货币。总之，大国围绕货币国际地位的博弈将更加激烈，为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可能带来新的不稳定。
（执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徐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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