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德国经济形势正变得黯淡”，“研究机构预计2023年德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萎缩0.6%”。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报告称，德国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出口疲软、物价上涨、能源短缺等现实问题，还是让国际舆论有关“德国是否又成为欧洲病夫”的热议从今年年初持续到年尾。11月20日，德国财政部宣布冻结联邦预算后，《图片报》等德媒形容这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危机”。人们不禁要问：德国经济为什么衰退？为何这样一个大国20多年内两次被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德国解决“国家危机”的出路又在哪里？
“红绿灯联盟”执政两年，民众有些沮丧
德国联邦统计局上周末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第三季度GDP比第二季度下降0.1%，同比去年则下降0.8%。德国《商报》等分析认为这一迹象可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陷入衰退的前兆，除了全球经济疲软之外，原因还包括德国高通胀导致私人消费支出下降等。
“欧元区：病人不再是意大利人！”彭博社在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2日访问柏林时这样写道，“她可以昂首面对德国总理朔尔茨，因为意大利经济前景比德国更好一些”，德国经济近一年来陷入衰退，现在又必须面对预算危机。“意大利已厌倦了德国关于健全公共财政重要性的说教。”报道援引米兰博科尼大学专家卡洛·马菲的话说，“德国人也会犯错误”。
“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病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8月一期的封面配着一张图，图中有一个正在输液的红绿灯小人——暗指德国执政的“红绿灯联盟”。虽然标题用了问号，但还是刺痛了德国人的神经——上世纪90年代末这家媒体就曾以“欧洲病夫”报道过德国。朔尔茨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承认国家经济正在走弱，但强调德国还不至于像“盎格鲁-撒克逊媒体”（即《经济学人》）说的那样。德国央行行长也表示：“德国不是‘欧洲病夫’，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很多人误解的说法。我们应更加自信。”德国本届联邦政府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于2021年12月8日组成。《南德意志报》评论说，“红绿灯联盟”执政已两年，但德国依旧面临技术工人短缺、能源价格上涨创纪录、数字化落后等困境，因此才被人贴了标签。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9月发布的《经济前景展望》报告显示，德国可能是今年唯一陷入经济衰退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瑞士“Watson”新闻网24日刊文说，在经济上，法国也曾被指将沦为“欧洲病夫”，但现在该国正从马克龙总统的改革中获益，而德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德国商界人士对功能失调的“红绿灯政府”感到沮丧，他们有些钦佩法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商界领袖，积极推动法国成为创新和投资之地”。德国《每日镜报》13日以《德国成“欧洲病夫”：中小企业越来越担心竞争力》为题报道称，一项调查显示，超过1/3的德国中小型企业正在考虑重组公司，它们正面临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增加以及整体经济疲软的困境。
谈到20多年内两次被贴上“欧洲病夫”标签，一些德国学者认为第一次有特定的客观因素：1990年10月两德统一后，需要一段时间消化东德生产力相对低下带来的经济冲击。即使如此，拥有6000万居民的西德还是成功地将其“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到1600万东德人，同时重建了东德破旧的基础设施。因此，德国民众认为“德国今天的情况与1999年时不可比”。现在民众的情绪相对更悲观一些。民意研究机构Forsa10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预计德国的生活水平将持续恶化，62%的人选择“最主要的原因是德国面临经济危机”。
家住汉诺威的迪克对现状很是担心。迪克夫妇一个是汽车公司的工程师，一个是老师。他们告诉记者，一家人税前月收入6000欧元左右，这在德国算是中产家庭。但减去各种税收，月入还不到4000欧元。夫妻俩对目前的能源政策和物价上涨最为不满：“现在不仅物价高，房租每月也涨到1500欧元，还有水电费、交通费、孩子教育支出等固定费用每月加起来要1200欧元。再除去食品开销和应酬所需，每月所剩无几。”
当年那次困难时期，德国人曾被邻国“歧视”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21年前以留学生身份来到德国，在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以说两度赶上德国被称为“欧洲病夫”。实际上，第一个将德国称为“欧洲病夫”的是德国本土经济学家沃尔克·施米丁。施米丁1998年在一项研究中首次提出这个说法，该研究涉及德国因统一、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高额社会保障缴款而陷入的深度危机。当时的背景是德国经济增速自1995年以来比其他欧盟国家平均每年低1个百分点，同时新兴市场带来的冲击导致德国出口业的需求下降。
记者还记得，2002年刚到法兰克福时遇到的第一个出租车司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闲聊中他说自己原来是个产品设计师，因为企业濒临破产一度失业，并表示“与一二十年前相比，现在靠当出租车司机养家糊口也不容易”。当时，德国失业率高达12%左右。许多德国人到瑞士、丹麦等国谋生时还遭受“歧视”。瑞士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瑞士人对德国人的反感度最大，认为拥有出色专业知识的德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在柏林街头，记者看到过车企员工抗议裁员和削减福利政策的示威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留学生和国际学者当时对前景颇感失望，他们本来对这个“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这个因“德国制造”而闻名的国家抱有很高的期望。因为经济困境，德国一些原本免学费的州开始对学生收取每年数千欧元的费用，这让记者身边的一些人转到其他国家或中断学业回国。
2003年，时任总理施罗德领导的联邦政府提出“2010议程”，决心进行全面改革，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增强德企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2010议程”被认为是德国在二战后实施的最艰难的社会改革，其中最具争议的“哈尔茨4”失业救助方案于2005年1月正式生效。德国希望以此效仿英国等国，削减福利津贴，帮助失业者尽快工作，减轻国家开支。不过，要改变德国的困境不是一两年就能奏效的。因为施罗德所在的社民党2005年在重要的地方选举中落败，他只得提前进行新的联邦大选。
“改革红利”和“东方政策”创造了“16年奇迹”
2005年11月，默克尔接手前任施罗德尚未收拾好的烂摊子。默克尔不仅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她还在2009年和2013年的大选中成功连任。“德国之声”今年7月底刊发的文章称，在《经济学人》首次以“欧洲病夫”报道德国14年后，德国形势正式好转，来自柏林和伦敦的经济学家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欧洲病夫”到“经济巨星”》。不少媒体表示，默克尔创造的经济奇迹，也有前任施罗德的功劳。
“默克尔除继续实施‘2010议程’、推动新的变革外，还很有远见地开始实施转向东方。”柏林中国问题学者奥勒·维海尔姆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相关政策带来的“改革红利”让德国应对了金融危机、欧元危机，帮助德国摘掉了“欧洲病夫”的标签。
在维海尔姆看来，引入东欧劳工是默克尔政府成功的“东方政策”之一。《法兰克福汇报》曾在谈论“就业热潮吸引东欧人来到德国”话题时总结说：“如果没有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我们就会遇到问题。”在德国的快递员队伍中，很多人来自东欧国家。一位来自波兰的快递员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他在德国做快递员已超过14年，这个活太辛苦，德国人不愿意干。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研究表明，2020年约有130万来自东欧国家的技术工人在德国工作。
让维海尔姆印象最深的是，默克尔任期内重视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德国经济也在这期间创造了一个“16年奇迹”。在他看来，默克尔16年任期内12次访华，成为西方国家领导人中访华次数最多的一个，“这种频繁访华有利于德中加强合作，走向双赢”。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默克尔任期内及卸任后一年，德中双边贸易总额从2005年的611.71亿欧元增长到2022年的近3000亿欧元。中国连续7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让记者想到德国西部的杜塞尔多夫，刚来德国时当地朋友说那里是“日本城”，因为战后日本企业与当地的工业区和技术企业合作非常紧密。如今，中国企业在杜塞尔多夫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日本企业。多家中国手机企业和其他科技企业在此设立驻欧洲或德国的总部，每天运行的中欧班列也让“中国城”的说法多了起来。
“有了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德国制造’才有了保障。”近日，一名德国大企业的高管和《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聊到施罗德和默克尔时代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与俄罗斯进行的能源合作时十分感慨。《明镜》周刊等媒体在回顾200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联邦议院用德语演讲、德国车企加大对俄投资等“往事”时说，德国人曾有“俄罗斯情结”，不管是施罗德还是默克尔，都非常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
解决当前经济“三个圈”的问题离不开中国
谈到能源政策，一家德国大企业的高管表示：德国政府不顾能源缺乏的现实，关闭核电站，在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只好以高成本购买美国的液化气和法国的核电。这些做法让企业不安全感大增。
还有德国学者对德国的经济模式提出质疑，认为几十年来推动德国经济的“三个圈”目前都出了问题。比如作为“外圈”的贸易出口。在快速全球化时代，出口提振了德国经济。但近年来由于美国等国的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德国不能再依赖其他国家的进口来刺激经济。再如中间圈“制造业”。对于几十年来受益于强大工业的德国来说，现在正面临能源价格提升和数字技术发展落后的困境。最后是作为“核心圈”的汽车工业。由于电动汽车领域的战略迟缓，导致德国汽车产业在国际市场受到冲击。
目前，德国将国家预算的44.1%用于社会保障，还要应对接连不断的移民。与此同时，德国在创新、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落后许多其他国家。记者在德国多地采访时遇到“网络盲区”，原来是这些地区没有投资网络设施。
很多德国人认为，本国经济所患之“病”只要对症下药，是可以医治的。今年8月，德国《商务内幕》网站刊文称，施米丁表示：尽管德国的竞争力排名有所回落，但有上升潜力；德国强大的中小企业不少仍是全球隐形冠军，通常由家族经营的公司会不断寻找和调整解决方案，找到新的高度专门化的“利基市场”；德国仍是欧洲一个高就业率国家，只是缺乏技术工人；国家有资金进行更多投资；政府改革意愿强大。因此，德国仍能再次成为赢家。他认为，今天再给德国贴“欧洲病夫”的标签有些过头了。
德国政府也看到问题的所在，计划通过“增长机会法案”等措施来减轻企业的负担。如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承诺，通过降低电价和800亿欧元的重大投资来实现增长。不过，这些措施目前尚无明显收效。
“德国若想重新创造经济奇迹，并带动欧洲发展，或许需要制定一个‘2030议程’。同时，德国仅靠内部市场很不现实，更需要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加强合作。”维海尔姆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德国政府今年7月发布首份“中国战略”，宣称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实际上导致德国经济发展少了一大优势。他认为，德国现在比过去更需要中国的新技术和大市场。
据观察，德国政府似乎已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比如不再像原先那么强硬限制中德双向投资。很多德国企业更是重视中国因素起到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无论是德国与中国还是欧洲与中国，“脱钩断链”都是不可能的。德国若想解决当前“三个圈”面临的各种问题，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正如德国《时代周报》近日报道说，尽管存在种种政治争论，但德企愿继续加大对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