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两国负责军控的官员星期一（11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罕见”的核对话。不过，美国前核军控专家告诉美国之音，此次美中核对话应该只是“初步讨论”，认为美中自此开启核军控谈判以及达成核军控条约并不现实。

截至美国之音发稿时为止，双方并没有就此次对话发表任何声明。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下午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问询时说，这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0月底访问华盛顿时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达成进行“更多双边磋商的一部分”，目的是“与中国就各种问题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会谈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图尔特（Mallory Stewart）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主持。

除了军控和防扩散磋商，美中双方为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旧金山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期间举行双边会谈进行的准备工作还包括一系列双边磋商，包括气候问题、外交政策、海洋事务、残疾人事务等。

为什么现在谈？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也没有提供会谈的议程和相关的细节。只是说：“美国不断呼吁中国实质性地参与军控问题并降低战略风险。这种接触是美国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并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的努力的延续。”

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1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次会谈将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中官方首次讨论该议题，双方将重点讨论如何降低误判风险。美国希望了解中国的核扩张、核战略思想以及战略稳定概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6日表示，双方将就国际军控条约履约、防扩散等广泛议题进行对话交流。

多年研究中国核战略和军控问题的挪威国防研究所（the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国际安全中心主任亨里克•斯塔汉•辛姆(Henrik Stålhane Hiim)认为，虽然这是作为中国改善和稳定与美国关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但别对中国寄予太大的希望。

他说：“无论是对于本次会议的成果，还是对于中国的长期军控立场，我们都不应该有太高的期望。但双方正在进行的沟通是值得肯定的。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如果美中能够在某个阶段就有意义的降低风险（risk reduction ）的措施达成一致，那将是非常受欢迎的消息。”

目前就读于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的中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学者苏亚什·德赛（Suyash Desai）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现在同意核磋商的原因除了为“拜习会”铺路外，可能也是出于对自身安全困境的担忧。

不过，他认为，虽然中国并未表明这次核对话将导致启动核军控谈判，但是可能会为未来的许多此类会议打开大门：“中国的目的是向美国保证其战略核扩张不针对任何国家。目前，中国的核扩张导致美国同行对中国的核战略思想感到困惑，这次对话可能旨在解决这种困惑，以避免美国同行做出任何下意识的反应。”

双方谈什么？

挪威国防研究所辛姆认为，鉴于美国很关切中国的核武库建设，双方可能会讨论的议题包括提高核战略思想（nuclear doctrines）的透明度和危机沟通（on crisis communication）。

美国五角大楼上月发布了中国军力报告。报告说，截至今年5月，中国已拥有500多枚作战核弹头，到2030年很可能部署超过1000枚核弹头，并在2035年前达到1500枚。

中国2002年的《国防白皮书》曾声称“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习近平在2022年10月的二十大报告上，首度提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释放强烈的扩张信号。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国防中心的核威慑和导弹防御研究员罗伯特·彼得斯（Robert Peters）预测，十年之内，中国的核武库很可能会在数量上与美国持平。“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中国是地球上发展最快的核国家。目前尚不清楚一旦与美国达成核平衡，中国是否会停止。”

另外，中国的核政策不透明、核常交缠（核领域和非核领域的相互作用）以及可能转向基于预警发射（Launch on Warning）高戒备模式等多重问题，美方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偏离最小威慑态势，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并寻求在常规战争中先发制人地首先使用核武器。

彼得斯认为，中国近来一直对其“不首先使用政策”提出额外的限制条款，规定何时可能被迫在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偏离一政策。他说，“中国完全有权利这放弃这一政策。但是中国嘴上说得相反，这是不诚实的。”

他解释说，美国虽然没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美国的导弹标记得非常清楚，关于哪些携带核武器，哪些携带烈性炸药，还会由不同类型的船只和飞机装载。

“坦率地说，除非打算至少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择，中国不会每年制造 100 枚核武器。中国正在建造隐形轰炸机（基本上是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的复制品），即具有核能力的轰-20，能够投掷核弹或发射核弹道或巡航导弹。中国正在将核常兼备的导弹部署在移动发射架上，遍布中国东海岸，可以瞄准从日本、台湾、关岛到澳大利亚以及之间的地带。我们分不清哪些导弹装载了常规或核弹头。”彼得斯说。

彼得斯说，对中国来说，中国的议程可能包括希望阻挠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导弹防御，比如韩国的“萨德”、日本的“陆基宙斯盾”和部署关岛和潜在美国领土的反导系统，以及削弱美国在日韩澳的“核保护伞”以及韩国走向“核共享”的可能性等等。

中国向来担心美国国发展导弹防御会削弱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中国裁军大使李松2022年8月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呼吁，“美国应放弃发展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不寻求在亚太及欧洲部署陆基中导，废除核保护伞及核共享政策，将部署在国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将反核扩散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用于影响美国在台湾军售、达赖喇嘛等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汪文斌10月30日公布中美将举办军控和防扩磋商时一并强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访美提及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台独”以及向美国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彼得斯认为，中国可能提出让美国在与日韩印澳、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伙伴关系上作出让步（中国视其为一种准安全防御关系）。此外，他认为，中国可能会尝试说服美国减少远程精确打击火力（例如反舰导弹或对地巡航导弹）。

彼得斯认为，双方可能会就一些数据分享并建立危机管理热线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他担心这可能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分享，有损美国的利益。

他告诉美国之音：“我当然不反对热线电话。我不反对磋商。我对数据交换有点担心，因为这些数据交换历来都是单方面的。我的意思是，美国提供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提供了文件，美国人经常收到的不是中国的文件或中国的立场，而是对美国人向中国分享的内容的批评等等。”

他还认为，美国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机会与中国达成基于条约的核军控协议，“差异太大了，利益不一致。即使双方以某种方式签署了协议，仍然需要让美国参议院批准该条约，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国会不会有足够多的参议员会愿意批准条约。”
 


美中曾经也进行过核对话

美中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尝试过就核事务进行政府间的战略对话，但后来结束，再也没有重启过。两国更从未建立过核军控关系。

双方最重要的非官方层面（有政府官员以私人身份和民间人士参与的一轨半和民间的二轨）对话机制于2020年中止。美国也没有可以联络北京的核武热线。固定对话渠道的瓦解，加深了美中双方在核领域的安全困境，极大地提高了误判风险。

传统基金会的彼得斯曾于2019-2020年监督美国国防部与盟友和伙伴的 一轨半和二轨战略对话，在第一届奥巴马政府期间曾参与制定《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和美国《核态势评估》。他说，美国国防部资助的这些非官方的对话都有什么成效。

他说：“我们会谈论美国的核态势和核战略思想、美国对潜在危机和冲突的反应，而得到的回报只有中国对美国立场的批评。我们很少了解到关于中国的核战略、核宣示政策或核态势或对危机管理的任何信息。”

彼得斯还说，双方派出的代表也不对等。他说，美国会派非常高级的代表参会，比如以退休的大使、副部长和四星上将作为首席代表，但中国会派出相当于中校级别的三十多岁的年轻军官，坐下来与前美国四星上将平等对谈。

即便如此，中国也经常打破约定的会谈计划。彼得斯提到，有一次在美国代表前往北京的三周前，中国突然以美国正在资助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等等借口拒绝会面。“我们已经付了钱，预订了酒店房间和会议室，买了机票等等，中国告诉我们说，‘不能进入中国’。

他说，这也是美国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决定终止与中国进行一轨半和二轨对话的部分原因。

尽管美方过去一直希望把核领域对话扩展到官方层面，中方对此持慎重态度，比如坚持拒绝让中国火箭军的前身第二炮兵部队参与更直接的军方战略核对话。双方也在一些基本核术语上缺乏共识，比如中国起初不喜欢“威慑”一词，称其一直与帝国主义的讹诈与侵略相关。

中国没兴趣参加多边核军控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今年6月在军备控制协会(Arms Control Association)发表演讲时提出在“无预设条件”的前提下与中俄就核军控问题进行谈判。沙利文称，可以制定一项多国参与机制，让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相互通报导弹试射情况，还可在这些国家间建立“危机沟通”渠道，就核理论、政策和开支进行讨论。

传统基金会彼得斯表示，拜登政府急迫地想让中国进行核军控讨论，这可能会给了中国更多的筹码。他说：“当我想到美国是如何竭尽全力地试图说服中国进行军控讨论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不顾一切”（desperate）’这个词。这其实给了中国更多的筹码。”


彼得斯指出，回顾历史，中国从来都不感兴趣参与基于条约的核军控，“《核不扩散条约》这基本上是一项普遍条约，除了朝鲜、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签署，基本上意味着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等等都可以拥有核武器。除此之外，中国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基于条约的核军控，没有参与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或 90 年代的核军控措施，也不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一部分。”

他说，中国也不在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P5）的核政策走向，因为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库和东亚局势关系不大。

挪威国防研究所的辛姆，中国对(核)军控仍然存在强烈而持久的怀疑。他认为，中国对于核军控的反对与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库规模要大得多这一事实有关。

他说：“中国国内许多人对美国的意图深表怀疑，认为美国点名中国加入的真正目的是甩锅，或者试图锁定自己的核优势。许多人甚至将军备控制视为一个潜在的陷阱。”

中国已多次阐明无意参加“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2020年，时任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提出所谓的三边军控谈判，是为其自身摆脱条约束缚、谋求绝对战略优势制造借口。他说，“中国核力量与美俄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如美愿将自身核力量降至中国水平，中国愿参与国际核裁军谈判，但这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不会发生。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统计，目前美国拥有核弹头的储备量约为3700枚，并部署其中约1400多枚战略核弹头。俄罗斯的核弹头储备量约为4400多枚，部署了约1500多枚。

参与本次核对话的中方代表孙晓波10月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应得到普遍实施”，核裁军应继续遵循“公平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等原则，并批评“一些国家”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加紧打造“技术铁幕”。

不少分析人士建议，鉴于中国内部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习近平手中，美国应该在美中总统会晤中将核对话视为首要任务，只有在最高层次得到批准，才可能引导美中进行实质性的核对话。

传统基金会的彼得斯比较悲观，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新时代，用于抑制核武增长的核军控条约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