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全球大型投行仍致力于在香港发展，这些投行总计在香港有数以千计的员工。

中国市场已成为华尔街投行的滑铁卢，迫使它们重新评估香港投行业务的前景。

过去十年，欧美投行在香港取得繁荣发展，它们帮助数百家中国公司通过在国际市场发售股票和债券筹集资金。在疫情前的中国经济繁荣期，这些投行还从跨境收购和投资咨询业务中赚取利润。即使在中美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这趟“赚钱列车”也促使华尔街成为鼓励美方与中方多接触的倡导者。

如今，这样的日子无疑已成为过去，2023年严峻的现实摆在了眼前。

中国企业的高收益美元债券发行量已降至零，香港IPO市场死气沉沉，香港股市的长期下跌态势也抑制了其他交易活动。基准恒生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下跌了10%，眼见着就要连续第四次出现全年下跌。
         

今年，投行从中国公司在中国内地以外地区交易中赚取的费用收入有可能降到至少十年来最低水平。对该行业来说，2022年就已经很糟糕了。投行人士私下里承认，现在根本看不到转机。许多大型国际投资者不再愿意购买中国的股票或债券，而中国经济放缓和监管收紧使许多国内企业感受到压力。

根据Dealogic的计算，今年投行从有中国公司参与、以非人民币货币计价的交易中仅获得5.39亿美元的费用收入。中国公司在境外的融资大多以美元或港元进行；港元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2020年时，香港IPO活动热闹非凡，许多中国公司发行美元债券，据Dealogic的数据，那一年交易顾问获得了约37.5亿美元的费用收入。

知情人士透露，包括花旗集团(Citigroup)、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内的银行已集体解雇了数十名从事中国交易的投行业务人员。这些银行在全球范围内也在裁员，但美国市场表现较好，而且近几个月有迹象表明IPO活动升温。

尽管众多企业纷纷从香港撤退，但美国大型投行仍致力于在香港发展，这些投行总计在香港有数以千计的员工。本周，许多跨国银行的最高层管理人士将赴港参加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组织的峰会。

其中很多银行还试图深耕中国内地市场，以便从内地企业客户那里赢得更多交易。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今年9月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被问及他最近的中国大陆之行时说：“我们为走出去的中国公司提供服务，只要不违反欧洲或美国的制裁规定，我们打算继续这样做。”他补充称：“就我们自身业务而言，风险回报情况原本可以称之为非常好，现在风险回报已变成还可以。其中，风险情况糟糕。”

中国交易活动下滑的部分原因是周期性的，但有些原因可能是持久性的。美国的高利率使得包括中国股票在内的高风险投资吸引力下降。中国的经济扩张势头在放缓，这将影响许多公司的增长前景。中国监管机构也加大了企业在境内外上市的难度。

汇丰(HSBC)全球银行与市场部首席执行官Greg Guyett表示，希望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排着长队，但在美国利率稳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不确定性减少之前，上市活动可能继续受到抑制。

Guyett接受采访时说：“我对香港作为融资中心持乐观态度。”他补充称：“会有一些公司不愿意在纽约或伦敦上市，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将继续使香港具有吸引力。”

投行人士已在感叹，中国的交易费用总收入池子正在缩小，随着更多银行参与争夺交易，他们不得不接受从变小的蛋糕中分得更小一块。

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金融机构部合伙人Kevin Kwek说：“中国的情形……不会很快好转。”他认为，一些全球性银行将缩减在香港的业务活动，或将资源转移到交易机会更多的亚洲其他市场。

在一些美国银行不断减少IPO和其他交易的同时，中国投行在香港股票和债券承销交易市场的份额却在增长。

路博迈(Neuberger Berman)可持续股权团队驻纽约的高级分析师、专注美国金融公司的Andrew Pritti说：“在中国资本市场开展业务仍然重要，因为那里有一些业务，但我不认为较大型银行在那里有什么机会。”

华尔街与中国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中国接纳资本主义的初期，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邀请包括前财政部长保尔森(HankPaulson)在内的多位美国投资银行家帮助中国改革负债累累的银行体系。保尔森当时是高盛集团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美国的银行随后承销了中国一些最大银行和国有企业在纽约和香港进行的第一批海外上市。数年后，华尔街投行把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成长故事卖给了西方投资者。阿里巴巴(Alibaba)于2014年在纽约重磅上市，筹集资金250亿美元，为顾问公司带来了约3亿美元的费用收入。

从2019年到2022年，阿里巴巴和其他科技公司纷纷回归香港上市，西方银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五年里，这些西方银行还帮助数十家中国的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制造商和零售商发行了价值逾7,000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公司债券。

自2021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发生了数十起公司债券违约事件，导致中国风险较高公司的美元债券发行完全枯竭。今年，就连中国公司发行的投资级公司债券规模也有所下降。

许多中国股票目前处于多年低点，对于美国的银行而言，一些交易现在已成为禁区，就像一家中国公司的IPO被列入了一项美国出口禁令。

亚洲的IPO费用也不如在美国丰厚，在美国，公司通常要向承销商支付筹资额5%以上的费用，佣金较低的巨额交易除外。而中国和亚洲公司支付的费用通常不到交易规模的3%。

“我认为没有什么能让股权资本市场业务收入回到过去的水平，”摩根大通驻香港的前高管、目前从事顾问工作的Eliot Fisk在谈到来自股权资本市场的费用收入时表示。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多少估值不菲的大公司计划在近期上市。

在缺乏中国重磅交易的情况下，印度和印尼等亚洲其他地区的交易帮助填补了这一空白。但问题是，这些交易的费用收入没那么高。

以东南亚的IPO为例，其中包括处于电动汽车供应链中的印尼公司的上市。今年，该地区第一上市交易的融资总额超过50亿美元，相比之下，香港的上市融资总额约为40亿美元。根据Dealogic的数据，银行从东南亚IPO中仅赚得8,0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