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9月9日刊登题为《世界经济面临新三难困境》的文章，作者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协会主席丹尼·罗德里克，内容编译如下：
我于2000年写过一篇前瞻性文章，题为《世界经济的政治三难困境》。我的主张是，先进的全球化形式、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不可能共存。社会最终将在三者中(最多)选择两者。
我认为，长期来看，最后让位的将是民族国家。但并非没有斗争。短期内更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各国政府将寻求重申国家主权，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分配和治理挑战。
出乎我意料的是，三难困境被证明更为普遍。我的《全球化悖论》一书在2010年出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三难困境”概念已成为理解对超级全球化、英国退出欧盟、极右翼崛起等问题抵制性反应的一种有效方法。
最近，我在时刻思考又一个三难困境。那就是：也许不能同时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壮大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和减少全球贫困这三个目标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根据目前的政策轨迹，这其中任意两个目标的结合似乎都要以牺牲第三个目标为代价。
战后最初的几十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都强调经济增长和国内社会稳定。发达经济体建立了广泛的福利国家，同时在分配和社会后果可控的前提下也逐步向贫穷国家的出口开放市场。结果是，富国实现包容性增长，那些奉行正确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贫困大幅减少。
尽管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但它回避了气候变化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化石燃料推动的经济增长后果越来越难以忽视。
发达经济体战后凯恩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红利因我最初提出的三难困境所产生的内部矛盾而进一步被消耗。随着超级全球化取代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模式，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受到更大破坏，中产阶级和民主本身被削弱。这两点都对新战略提出了需求。
在美国，拜登政府对这些新现实进行了正面应对。拜登政府推动对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产业大量投资，用以应对气候变化。通过提升劳工的谈判能力、恢复制造业、在受外国产品冲击严重的地区创造就业来刻意恢复中产阶级。
但美国的绿色补贴促使人们优先使用国内商品，避开进口商品。欧盟的碳定价机制将很快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支付额外关税。穷国政府认为，这些措施将破坏它们复制东亚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努力。
我们可以再试想一下将关注穷国和气候作为另一种政策组合。这需要将大量资源(金融的和技术的)从北方向南方转移，以确保穷国获得在气候适应和缓解方面所必需的投资。
还需要大幅增加北方市场对来自南方穷国的商品、服务和劳动力的准入，以增强穷国工人的经济机会。这种政策配置在道义上具有吸引力。
但在这里，三难困境也同样露出了它的丑恶面目。这种政策组合与壮大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这一重要目标背道而驰。这将使没有大学或专业学位的工人面临更大竞争，导致他们的工资下降。
幸运的是，现实中这些冲突并非如此严重。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穷国的决策者都需要明白，未来大部分好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必须来自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将主要由服务业创造更多生产性岗位来推动。
吸纳劳动力的行业如护理、零售、教育和其他个人服务等，绝大部分是非贸易性的。促进它们的发展并不会像制造业那样带来贸易紧张。这意味着重塑富裕经济体中产阶级与促进穷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同样，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大力合作，几乎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虽然美国和欧洲的排放量一直在下降，但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仍在上升，在某些国家是迅速上升。因此，推行让穷国视为本国增长战略一部分、而不单纯是成本的绿色转型政策，符合富国自身的利益。
气候变化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的威胁。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减少全球贫困是道义上的需要。放弃这三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引人担忧。然而，我们目前的政策框架不明显地、但强有力地构建了一个似乎难以克服的三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