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市场化和现代化。
这个全球第四人口大国，凭借着扼守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要冲的地缘优势，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革提供的历史机遇，成功地开启了经济起飞的进程。只要世界格局不发生重大转折，印尼较快的经济发展还将至少持续二十到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印尼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将得到长足的改善，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也将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
不久前，我和几位企业家一道，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访问了一周。一周时间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一条。
经济学诺奖得主哈耶克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身临现场获得的体验是重要的缄默知识，是二手资料或经过加总的统计数据无法替代的。这次印尼之行，可以说是又一次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
我最早接触经济学，是从世界经济开始的。十多年前，我曾花过一段时间，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各国和南亚的印度，都做过一些粗浅的研究。之所以重视东南亚和南亚，除了这个区域和中国在地缘上邻近，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都颇为接近。套用生物学的话说，在全球经济系统中，它们和中国处在“同一生态位”。从人口角度看，南亚的印度人口规模和中国相当，东盟的总人口也高达7亿左右。二者叠加起来，就是中国人口的1.5倍。不仅如此，而且这些国家从年龄结构看，它们比中国更年轻。随着这些区域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和这一区域之间在经济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次访问之前，我又专门做了一点功课。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大一样，我猜测印尼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算太高，但从1999年之后二十多年的各种迹象看，应该可以肯定，这个穆斯林人口第一大国，整个社会已经系统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里说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层面的市场化，也包括上层建筑层面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国内不少朋友包括一些经济学者，对印尼1998年的事件印象深刻。不少人对印尼也都怀有深深的警惕。我去印尼之前，好几位同行都叮嘱了同一句话：“注意安全。”回来之后和很多企业家朋友聊起印尼，大多数人的反应也是经济落后、政治动荡和不够安全。
但实际上，印尼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已经顺利开启，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如果上述判断正确，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间，除非全球范围内发生重大不确定性的事件，否则印尼必然将经历新一轮快速平稳的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凭借独特的地理区位、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城市化的潜力和潜在经济体量，印尼成为新一轮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的热土，应该是没有太大悬念的事。对中国企业家而言，这是一个宝贵的机遇。
有朋友会说，这样的判断太乐观了。是的，在出发之前，我也隐约这么认为。但在雅加达短短几天的考察，却更让我坚定了原来的判断。
首先，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度。无论街头还是室内，无论公司的办公室还是休闲娱乐场所，无论服务员还是消费者，一眼望过去，几乎全是年轻的身影。这种气息，国内的60后、70后们再熟悉不过了：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中国就是这样的年龄结构。改革开放之后的头二十年，街头巷尾、职场内外都洋溢着这种朝气蓬勃的氛围。
其次，这是一个创业氛围浓厚的国度。我们参访的一家做咖啡连锁店的公司（TOMORO咖啡），只用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在同行业就跻身全印尼门店数的三强，并且预计最迟在今年第三季度末，就能超越星巴克成为行业第一。访问期间，我特意和另外两位餐饮行业的企业家，去印尼的“贫民窟”体验当地的中低端餐饮市场。那里大街小巷拥挤的交通、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路边上密密麻麻排列的摩托车，都让人忍不住想起二十年前的广州和深圳。那天下午，我们进了好多个路边的小饭馆，尝了一道又一道快餐小吃。细节不多说，基本结论是：来这里投资，亏损应该是小概率事件。
第三，这里的营商环境，尤其是软环境，值得长期看好。超出我之前预期最远的，就是这一条。一天，我们在一家中资公司的总部访问。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之际，我走了一会儿神。窗外几栋崭新的摩天大楼之间是大片低矮的平房，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些成片低矮的建筑群，类似广东前些年的棚户区或者城中村。我忍不住打断了大家的热烈讨论，问了东道主企业家一个问题：那一大片看起来像贫民窟的，是不是因为拆迁难？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我问了第二个问题：您的公司法务费用是不是很高？企业家回答说：的确非常高。
简单说明一下这两个问题之间内在的经济学逻辑。众多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楼、新修的高架路和拥挤的交通，说明这个城市现在的经济发展大有可观；而大面积的低矮民居难以拆迁，说明实践中的私有产权保护不差。如果这两个判断成立，那么这里的民间契约一定发达。而契约大规模的签订和执行，必然有赖于规范而细致的法治。
企业家对高昂的法务成本做了直观生动的说明。他说，这里可以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契约社会；这里的公司对待契约态度之严谨认真，甚至包括像上海这种以契约精神著称的中国城市，可能都难以企及。他举例说，两个公司签署一份合同之前，每一方的法务团队都一定会从头到尾逐字推敲。但凡一方提出需要修改哪怕一个单词，对方一定会再把这份合同从头到尾逐字研究一遍。所以毫不意外，签约的过程非常麻烦。
“那应该签了合同，后面执行就简单了。”同行的一位资深企业家脱口而出。
“是的。”东道主回答得也很干脆。
提问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因为很多其他问题的答案可以直接从上述问答中推论出来。但做田野调查形成的习惯使然，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还希望得到企业家正面而明确的回答。
于是，我接着问：“万一双方起了争执，要打官司，要不要找关系？或者对方如果是印尼当地人开的公司，他们会不会找关系？”
对于在印尼浸淫多年的企业家来说，这个问题显然有些意外。他顿了一顿，然后略带“鄙夷”地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不存在的。”沿着这条线路再往下问原因，果然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回答。这些内容很有趣也很重要，不过由于某些难以言说的原因，就不细说了。
接着，我换了个问题：“贵公司处理和社区的关系是否需要花很多精力和资源？”企业家又一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且解释说，处理好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对于企业的经营非常重要。
聊到这里，有件事情可以肯定了，那就是印尼的法治水平和它的可持续性，都有可靠的微观基础做保障。至于背后的底层逻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托克维尔的相关著作，比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或者《论美国的民主》。
当然，和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印尼也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些问题，多数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要经济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很多问题都会自然地迎刃而解。
一只展开双翼的金色飞鹰构成了印度尼西亚国徽上的主角。飞鹰的寓意是创造力。现在这只金鹰要冉冉飞升了。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