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18日刊登题为《制定恰当的产业政策是一项棘手的工作》的文章，作者是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全文摘编如下：
作为政府干预的强大激励因素，产业政策正在回归。世界许多地方都是如此。但最引人注目的转变发生在美国。罗纳德·里根曾宣称：“英语中最可怕的9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如今，拜登政府正在热情地“帮忙”。唐纳德·特朗普也是一名干预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帮忙的方式是提高关税。鉴于其作为开放世界经济支持者的历史作用，这种转变很重要。
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理念和实践都变得更加普遍，证据显而易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产业政策在数据中的回归》显示，过去十年，商业媒体中对产业政策的提及显著增加。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发表关于“产业政策的新经济学”的论文显示，全球产业政策干预措施急剧增加，从2017年的228项增加到2022年的1568项——主要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可能因为它们有更多的财政空间)。这也让世界其他国家指责它们虚伪。
经济学家为这类干预找到了三个正当理由。第一个理由涉及“外部效应”，即企业提供的无偿好处。最明显的是工人和其他企业从中学到的东西。此外还存在国家安全和其他社会外部效应。第二个理由涉及协调和集聚失败：因此，如果多家企业一起创业，它们可能会生存下来，但如果企业单独创业，可能没有一家企业会生存下来。最后一个理由涉及公共产品的供应，尤其是特定地方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注意，这些理由都不涉及保护措施。正如我此前指出的，保护是实现这些更广泛社会目标的糟糕方式。
如果产业政策能够将经济结构朝着有利的方向改变，那么它就会发挥作用。不幸的是，这种尝试可能失败，原因众所周知。缺乏信息是其中之一；被一系列特殊利益集团控制是另一个原因。因此，政府可能无法挑选获胜者，而失败者可能成功地挑选政府。投入的钱越多，后者就越有可能成真。
然而，产业政策是可能奏效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1年发布“美国产业政策50年”评估报告认为，“最突出的成功在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DARPA是美国一个技术资助机构。因此，创新政策是可能成功的。基于地方的区域政策有时也会奏效。
然而，失败不是唯一的风险。成功也会有问题。产业政策有引发国际报复的风险。韩国用保护国内市场作为补贴出口的间接方式，从而创造出成功的新产业。但它只是一个处于美国保护下的小国。对于较大的国家来说，必须考虑到国际影响。
如今最引人注目的新产业政策是拜登政府的政策。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激进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在分析中指出：“几十年来，美国首次拥有一项看似合理的貌似产业政策的东西。”但它不是真实的，因此“美国政府已经失去在技术和相关科学前沿全力以赴和果断开展工作的能力”。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有多个目标，包括促进本地制造和降低排放。这是有问题的。如果美国要成为干预主义者，就必须更具战略性。它真的可以变成那样吗？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美国政策领域向产业政策的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同特朗普为首的右派恢复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关税的愿望是一致的。
答案是，现在至少有三种两党立场：怀念制造业，敌视中国，对美国自己制定的国际规则漠不关心。因此，这是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国际贸易秩序可能很快就会达到崩溃边缘。
推行产业政策最明智的方法是，尽可能精准地针对已发现的问题，同时尽量减少对国际合作、贸易开放和国内经济表现的破坏性副作用。可惜，就像20世纪30年代，事情不可能就此结束。如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意识形态向民族主义和干预主义方式的根本转变确实很难遏制。
也有一些专家指出，随着“超全球化”的消亡，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高收入经济体之间平均实际收入趋同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怀疑、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我们还会失去多少？至少，掌握权力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尽可能理性和谨慎地对待他们正在做出的决定。这事关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