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任 泽平团队
导读
“美国经济患感冒，墨西哥得肺炎”，虽是对美国和墨西哥的戏谑，但是却表达了墨西哥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
墨西哥是全球第十四大经济体、拉美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中等偏上，是世界第七大乘用车生产国和第四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国。
1980年后，墨西哥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随着逆全球化演进，“近岸外包”模式下，与美国贸易往来加深、出口依赖度上升。
疫情期间，墨西哥凭借出口推动经济增长，2023年墨西哥对美国出口4756.1亿美元，现跃升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国，取代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2023年3月，特斯拉宣布在墨西哥投资建厂，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也纷纷布局墨西哥。
疫情以来，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和FDI快速增长。2021年和2022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两年复合增长分别为19.1%和35.9%，出口两年复合分别为20.6%和10.3%。 2022年，中国为墨西哥的第二大进口国，出口到墨西哥的商品份额占墨西哥的19.6%。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表明，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仍需要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墨西哥是这场全球变局的受益者，但其自身经济条件有限，低储蓄、低研发投入、受教育程度不均、公共治理和营商环境存在问题。墨西哥的“ 近岸外包 ”之路能走多远，能否利用此契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正文
1  发展历程：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美国
墨西哥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外向型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自80年代以来，社会不稳定、危机频发、发展战略定位不清、高度依赖美国、经济脆弱性加剧，其经济停滞不前，GDP常年在3%左右，人均GDP增长缓慢。
墨西哥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对美国的高度依赖。“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生动说明了美墨复杂的关系，墨西哥与美国具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可享受贸易等方面的优越，但也因为高度依赖美国，经济的被动性加大。
1.1  1950年前：出口飞地模式
从1810年（墨西哥独立）到1877年（波菲里奥就任墨西哥总统前），墨西哥主要进行初级产品的出口，此阶段墨西哥经济并没有很大增长。出口的初级产品主要包括金、银等贵金属，铜、锌、石墨等工业品和咖啡、糖、棉花、牲畜等农牧产品。
1877-1910年为波菲里奥时期，被认为是墨西哥经济腾飞的起点，墨西哥经济增速可谓赶超美国。波菲里奥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出口飞地模式”，即以原料出口为核心、向外国开放市场、吸引外资的出口经济。资料表明，1875-1910年期间，墨西哥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2.1%，略高于同期2.0%的美国。
但高速发展的模式被1910年的墨西哥内战打断。
1.2  1950-198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
进口替代即通过关税保护、政府补贴、严格控制汇率等方式对特定国内产品，如消费品、中间品、资本品等进行保护，发展本国工业化。
此阶段的经济可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实力大为提高，逐步从农业国变为拥有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新兴国家；城镇化率呈直线型加速推进，中产阶级人口占比已然提高。1950-1980年，墨西哥制造业年均增长7%，高于同期5.7%的全球制造业；1965年-1980年，制造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从18.7%、25.7%提高到21.2%和31.2%。1950-1980年，城镇化率从42.7%大幅提高了23.6个百分点到66.3%；8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口占三分之一左右。
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其弊端逐渐显露：1）政府高度保护本国工业导致工业生产效率低、国际竞争力弱。2）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工业企业的原材料、设备、技术等依旧依赖进口。3）大量进口技术和资本品导致贸易逆差逐渐扩大，为弥补贸易逆差而产生的外债也几乎呈直线上升。1977-1981年，贸易差额由0.8亿美元下降到-63.2亿美元；外债由313.8亿美元迅速增加到784.1亿美元，增长了149.9%。
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经济贸易高度依赖美国。比如，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启动“马奎拉工厂”计划（Maquiladora），宣布生产出口美国等地方的制成品的原材料可以免除关税。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墨西哥的埃切韦里亚政府为了减少对美国经贸的依赖，促进对外经贸的多元化，先后出访36个国家，签订160多项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积极发展同加拿大、日本、东西欧、苏联、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1.3  1982年以后：债务危机，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
1982-1994年，进口替代模式的弊端积累，叠加美联储加息，墨西哥发生了两次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墨西哥的经济活动。1995年，墨西哥GDP同比下降5.9%，较上年大幅下滑10.3个百分点；人均GDP同比下降7.6%，较上年大幅下滑10.1个百分点；商业银行的呆账率达到15.7%，较1992年增加13.6个百分点；城镇失业率高达6.8%。
两次危机共同的原因是：进口替代导致墨西哥外贸和国际收支存在巨额赤字，美国提高利率，导致墨西哥债务成本高增、本币贬值、资本外流。
债务危机后，墨西哥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贸易、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等。具体的措施有：1）实行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积极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合作协议，如，1986年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年1月1日，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2）金融领域：放宽对外资的限制。3）国企私有化。
墨西哥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95年由于危机墨西哥经济下降5.9%之后，虽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6-2000年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仍能达5.5%，是自1982年以来墨西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出口高增；1994年-2000年，墨西哥出口年均增长18.3%；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2.8%增长到24.2%，接近两倍；出口带动了超过一半的就业。
墨西哥经济更加融入全球一体化，但也加深了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墨西哥制造业与美国制造业高度同频，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以来。
1994年-2000年，墨西哥在美国进口的份额从7.5%上升到11.2%，2000年，美国的前五大进口贸易伙伴是加拿大、日本、墨西哥、中国和德国。2000年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占总出口的88.2%。1994-1999年，美国对墨西哥的累计直接投资总额，占同期外国对墨西哥累计直接投资总额的60.9%。
2001年墨西哥受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911袭击事件影响，经济增速下滑。2008年金融危机中，墨西哥的发展不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也正是因为其经济高度依赖美国。
2010年以后，墨西哥GDP低速增长，人均GDP增长近乎停滞；结构上，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在持续提升，对出口的依赖度加强，FDI未有较大变化。2011-2019年，墨西哥GDP平均增速为2.0%；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增加了2441.1美元，而墨西哥仅增加55.6美元，墨西哥人均GDP平均增速为0.9%。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相对增长较快， 2011-2019年，墨西哥制造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从17.7%上升到19.8%；出口在GDP的比重由30.4%提高到39.3%。
2  疫后经济：出口和FDI拉动经济复苏
2.1  墨西哥经济复苏超疫情前
疫情期间，国内需求疲软，出口降幅相对较小。2020年墨西哥GDP同比下降8.7%；其中，消费、投资、出口分别下降9.3%、18.5%和7.0%，较上年下降10.0、14.2和8.2个百分点。
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墨西哥开始复苏。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温和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投资需求，美国经济增长带动外需提升。墨西哥累计降息425个基点，政策利率降至4.0%；财政政策相对温和，2020年一般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为25.7%，较上年增加3.8个百分点。
2022、2023年墨西哥GDP同比分别为3.9%和3.4%（预计），经济恢复超疫情前。
制造业是墨西哥经济的支柱，在全球工业疲软情况下，墨西哥工业生产超过疫情前。2020年以来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加速增长，2020-2022年平均在20.8%左右，远高于印度（14.0%）、阿根廷（15.5%）和巴西（10.7%）。2022年下半年以来，墨西哥制造业保持高景气，而全球制造业PMI却多在荣枯线下。
2.2  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跃升美国第一大进口国
2020年以来，墨西哥出口持续快速上行，对美国出口增加是主要原因。2021年和2022年出口额同比分别高达18.6%和16.7%，2023年出口增速放缓至2.6%，但也高于韩国（-7.5%）、越南（-2.5%）等。墨西哥出口份额持续小幅上升，2020年以来年均增长0.1个百分点，2022年出口份额为2.2%，居世界第13名。
2022年墨西哥的前五大出口地区分别是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德国、中国台湾（不考虑欧盟）;其中，对美国的出口份额高达78.3%。2023年墨西哥对美国出口4756.1亿美元，跃升美国第一大进口国；当前美国前五大进口国分别为墨西哥、中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美国从中国和墨西哥进口的份额分别为13.9%和15.4%，较上年变动-2.7和1.4个百分点。
墨西哥是世界第七大乘用车生产国和第四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国；墨西哥的出口结构高度集中于汽车和软件，汽车出口主要流向美国。2023年墨西哥制造业出口占比88.8%，其后是采矿和能源，农业、渔业和林业，分别占7.7%和3.5%。汽车是墨西哥的支柱产业，墨西哥汽车业产值占GDP和制造业产值的3.8%和20.5%。2023年，墨西哥汽车产量为330.8万辆，同比增长9.2%；汽车出口比例高达86.6%，而向美国的出口则达80.3%。
2.3  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
疫情以来，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2021年、2022年墨西哥FDI同比连续高达11.9%；2023年墨西哥FDI为360.6亿美元，同比为2.2%。
美国是墨西哥FDI流入的最大来源国，但墨西哥对美国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较为温和。2023年，在墨西哥投资的前10个国家集中了87%的外国直接投资，其中，有38%来自美国，其余来自西班牙(10%)、加拿大(10%)、日本(8%)、德国(7%)等国家。墨西哥的大部分资本流入了北部和中部，首都墨西哥城占了总FDI的31%，其次为北部的索诺拉州（8%)。
结构上看，以交通设备为主的制造业是FDI的主要流向。2023年墨西哥FDI前三大流行分别是制造业(50%)、金融服务(20%)和采矿业(10%)；制造业集中在运输设备(41%)、饮料和烟草工业(14%)、金属(13%)、计算机设备(9%)、化学工业(8%)和发电设备制造(5%)。
2.4  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FDI热火朝天
疫情以来，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和FDI快速增长。2021年和2022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两年复合增长分别为19.1%和35.9%，出口两年复合分别为20.6%和10.3%。2022年，中国为墨西哥的第二大进口国，出口到墨西哥的商品份额占墨西哥的19.6%。
中国汽车在墨西哥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墨西哥新能源市场处于初始阶段，特斯拉宣布在墨建厂，中国零部件企业纷纷前往布局。2021年-2023年，中国在墨西哥的汽车销量由3万辆增加到13.4万辆，市场份额由3%提升到10%。主要的车企有上汽、奇瑞等。墨西哥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较低，仅为1%左右，当前在墨西哥并无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2023年3月，特斯拉宣布在墨西哥投资建厂，生产汽车、电池等；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也提前布局墨西哥。
美国将从中国的进口转移至墨西哥等第三方经济体，并不能完全脱离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表明，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仍需要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但是全球的产业链变长了。计算机、电子和电气产品、运输设备、机械等中等和高等技能制造业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高于墨西哥，短时间内墨西哥并不能达到代替。
亚洲经济体正越来越多地变成中美企业间的中间商。Han Qiu等（2023）的研究利用2021年和2023年近3万家企业的供应商和客户的数据，探讨了全球产业链问题。下图展示了中国供应商和美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分布，2021年企业间的距离是9.18，2023年变为10.11，等同于每个中美之间的企业插入了一个企业，即产业链延长。
3  墨西哥工业生产缘何崛起？全球变局的受益者
第一，近岸外包和贸易协定因素为产业链、供应链向墨西哥转移带来机会。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美国自加拿大、墨西哥的进口份额开始增加，而自中国进口的份额减少。相较于2018年，美国自墨西哥、加拿大的进口额份额分别增加1.9和1.1个百分点，自中国进口减少7.4个百分点。
一方面，墨西哥和加拿大地理位置优势降低了运营成本。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线大约2000英里，共有47个活跃的陆地入境口岸，截至2023年1月，有近 40% 的美国晶圆厂位于边境地区，包括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公司。
另一方面，美加墨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惠和汽车等生产必须在北美进行的原产地规则，加快了产业转移步伐。2020年7月1日，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正式生效，对于乘用车、轻型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新规要求 75%的汽车配件需在北美生产才满足零关税待遇。2022年8月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同样规定了税收优惠和原产地，从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采购的产品不在优惠项目内。
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年轻的人口结构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为墨西哥制造业发展提供长久的动力。墨西哥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9岁，低于中国的38岁；墨西哥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67.2%，且在不断增加；根据墨西哥国家地理研究所(INEGI)的数据，墨西哥工厂工资为2.75美元/小时至4.82美元/小时，低于中国的6.5美元/小时。
第三，墨西哥已具备一定的工业生产基础。1）墨西哥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22年，墨西哥人均GDP为10077.4美元。2）墨西哥已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墨西哥有5198个活跃的加工厂，大部分位于北自由区和巴希奥地区；根据墨西哥私人工业公园协会(AMPIP) 的数据，墨西哥在21个州拥有 430多个工业园区。新莱昂州主要是新能源车产业集群，圣路易斯波托西州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3）墨西哥汽车生产与美国形成了极其密切的供应链，是国际企业的理想选择之地。奥迪、北汽集团、宝马等均在美国投资设厂，中国的上汽、江淮、奇瑞等企业在墨西哥的汽车份额也逐步提升；2023年，特斯拉宣布在墨西哥建立“超级工厂”，赋能新能源车，计划初始投资 50 亿美元。
4  墨西哥的“近岸外包”之路能走多远？
墨西哥繁荣本质上是政治与经济的拉锯战，但繁荣背后，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在加强。具体而言，
一是，墨西哥的劳动力等成本正在逐步提高，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商品的价格在疫情以来近乎直线上升。2024年1月，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格指数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15%；2020年12月以来，美国进口墨西哥商品价格要低于工业化国家，但这一趋势在2023年11月被打破。2019年以来，墨西哥的最低工资近乎呈线性增长。2024年，墨西哥实际最低工资指数和最低日工资分别较2019年增长了0.9倍和1.4倍。
二是，美国仍旧希望产业回流，“近岸外包”或为短期现象。《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40%-45%的进口汽车零部件需由时薪超过16美元的工人生产，这是墨西哥时薪的三倍多；美国此举的本质是希望产业回流到本土。
三是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在看，墨西哥经济都高度依赖美国，经济风险较大。美国长期是墨西哥的第一大出口国，且占据墨西哥出口份额的八成多；2008年金融危机对墨西哥的冲击高于其他拉美国家，也有经贸高度依赖美国的原因。对此，墨西哥也希望发展多元化经贸关系，在墨西哥经济部公布的“2020—2024年部门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出口市场多元化”是墨西哥的优先战略目标。
四是，资本是经济起飞非常重要的条件；墨西哥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均低于亚洲国家，低储蓄限制国内资本支出，限制了通过资本存量提高生产率的能力。2023年墨西哥的储蓄率为22.7%，是近10年来第一次超过发达经济体，更不用说平均在30%以上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了。此外，2022年，墨西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2.4%，显著低于印度（29.2%）、越南（31.7%）、中国（42.0%）、日本（26.0%）等亚洲国家。
五是，墨西哥是拥有庞大制造业的中高等收入国家，但研发支出占比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低；微薄的研发支出几乎都来自政府，而非企业。原因或在墨西哥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都是跨国企业所有，本国尚未形成有机增长的实体力量；且跨国企业也仅将其视为低成本劳动力基地，并不在研发上过多投入。2022年，墨西哥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的64.0%；2020年，墨西哥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0.3%，远低于印度（0.7%）、巴西（1.2%）、俄罗斯（1.1%）、中国（2.4%）等国家；墨西哥95.6%的研发支出来政府，来自企业的仅有3.0%。
以墨西哥的汽车业为例，墨西哥汽车工业多为外国汽车品牌的组装商，美系、日系品牌车企主导墨西哥市场份额，本土汽车品牌实力薄弱。2022年，通用、Stellantis、福特占市场份额的47%左右，本田、丰田、日产、马自达等日系品牌共计占25.3%。
六是，虽然墨西哥劳动力总量充裕，但人口受教育年限低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低限制劳动力供给的深度和广度。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低不利于长期墨西哥的发展。2022年，墨西哥男性劳动参与率为76.3%，高于OECD国家7.4个百分点；而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45.0%，低于OECD国家8.2个百分点。
基础教育能够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但对于像半导体类的高科技行业，需要专业化人才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墨西哥整体受教育程度低；2022年，墨西哥25-64岁人群中获得职业高中或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是3.2%，在经合组织和有可用数据的国家中排名35/36；同时，未受过初等教育比例是最高的国家之一，排名5/34。
墨西哥的教育程度与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有强相关性。墨西哥的北部和中北部的各州是FDI和出口的集中地，受教育程度也高于南部。北部和中北部，下加利福尼亚州、索诺拉、奇瓦瓦、科阿韦拉等12个州（包含首都墨西哥城）拥有墨西哥80.4%的出口份额和75.9%的FDI。
七是，良好的公共治理、稳定持续的投资经营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基础，这也是墨西哥令外国企业望而生畏之处。美国在其2023年墨西哥投资环境声明中提到，“合同执行的不确定性、不安全、非正规性和腐败持续阻碍墨西哥经济的增长。”
安全方面，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大城市地区以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瓦哈卡州很常见，全国凶杀案发生量从2021年的每10万居民 27起降至2022年的25起，但凶杀案总数仍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许多公司选择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保护员工，在墨西哥的美国商会最近估计，安全费用占企业运营预算的5%左右。
腐败问题常见。2022年墨西哥的腐败感知指数（TI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在180个国家排名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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