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广州报道
美国顶流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时代巡回演唱会”，所到之处刮起现象级的消费旋风和舆论追捧。
3月2日至9日，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一连举行了6场演唱会，超过30万张门票在放售时就迅速售罄，演唱会现场座无虚席。新加坡是泰勒2024年全球演唱会在东南亚的唯一一站，新加坡政府还砸下重金补贴约1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取得了其独家举办权，引发邻国泰国的“眼红”与不满。
外界也预测，泰勒演唱会将为当地带来巨额的收入。据马来亚银行宏观研究主管艾丽卡·郑估算，泰勒演唱会预计将为新加坡带来约3.5亿至5亿新元（约合18.9亿元至27亿元人民币）的旅游收入。据悉，“时代之旅”是泰勒时隔5年的首次全球巡演，从2023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24年底。在新加坡之前，泰勒已经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巡演。泰勒所到之处，酒店爆满、周边商品被热抢，消费数据急速攀升，以至于诞生了一个新词“斯威夫特经济学”（Swiftonomics）。
泰勒演唱会不仅呈现出一场音乐盛典，更有如“一架行走的印钞机”，刺激和拉动巡演国家的经济。演唱会也侧面凸显了亚太地区出现的旅游新趋势。近年来，不少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由政府主动干预，通过举办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盛事拉动经济，以此作为消费的有力抓手。各地积极举办盛事，个中原因是疫情后消费者旅游业者的偏好已经出现变化。只是，政府主导盛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经济，以及盛事经济是否能持续成为拉动国际旅游业的“强心针”仍然值得思考。
泰勒开唱诠释“行走的GDP”
3月，当“泰勒之风”吹到狮城，迅速引发一轮疯抢的热潮。
“临近泰勒演唱会，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机票涨得非常厉害，价格甚至飙涨至七、八千元。”来自香港的王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早在2023年7月前后他就预订了泰勒新加坡演唱会的门票，因为泰勒人气太旺，所以直接订购了VIP门票。为了节省机票钱，演唱会前夕他绕道到深圳坐飞机前往，即便是搭乘凌晨的红眼航班价格也是日常的几倍。
早在售票之初，这场盛事就已经显露出强大的号召力。有报道称，泰勒新加坡演唱会在去年发售时，在十分钟内发出了100万张排队号码，预售门票3小时内即被一抢而空，二手平台上“黄牛票”最高炒出了4倍价格。由于演唱会反响热烈，主办方宣布在原计划的3场基础上再加演3场，共售出30万张门票。
演唱会前的一个月，新加坡酒店业已经做好了准备。以当地的滨海湾金沙酒店为例，酒店方特意为泰勒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制作专属网页，推出“STAY STAY STAY”、“SHAKE IT OFF”、“THE WILDEST DREAMS”三项特别配套服务，将演唱会门票、周边产品、酒店的食宿、新加坡热门的门票以及往返景点的交通打包销售，价格从10000元新币到50000元新币不等（折合约53553元到267705元人民币）。据悉，这三项服务在演唱会前夕已全部售罄。
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野村（亚洲）集团预测，至少40%的演唱会观众是海外游客。从数据来看，泰勒演唱会期间航班和酒店预订量直接翻倍。旅游票务网站Trip.com新加坡公司指出，与3月15日-23日相比，演唱会前后（3月1日-9日）新加坡入境航班购票增加了186%，住宿预订增加了460%。
如此庞大的游客量意味着巨大的收益。穆迪分析公司指出，即使往年 3月是传统旅游淡季，但预计演唱会举办期间平均客房收益将同比3月增长50%以上。
因演唱会而来的一大批外国游客还会衍生出一系列与旅游相关的消费，这也是新加坡极为看重的。Trip.com数据显示，与3月15日-23日相比，当月1日-9日的旅游景点预订激增2373%。
和许多外国游客一样，王俊借着看演唱会的契机到新加坡游玩。他告诉记者，在游玩的一天半里主要是想散步观光，体验一次新加坡的短途自由行，“新加坡的交通出行十分便利，基本上通过公共交通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而且服务人员基本都会说普通话，服务体验让我觉得很舒服。”
星展银行的分析师预测，这6场演唱会能够为当地带来4亿新元（约合21.5亿元人民币）的收入，相当于新加坡2024年第一季GDP的0.2%。而根据彭博的预测，这一季度新加坡的GDP可能增长2.9%，创下6个季度以来的新高，其中也不能排除泰勒演唱会的贡献。
“独家”演唱会提升主办国声誉
新加坡政府为泰勒演唱会补贴约1.3亿元人民币，换来约21.5亿元人民币收益，这巨大的演唱会红利让邻国泰国不禁慨叹错失良机。
泰国总理赛塔·他威信公开透露，如果早知道也会力争在泰国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该演唱会。他认为值得将财政拨款支持超级巨星演唱会，因为“演唱会可为经济创造附加值”，吸引外国观众，支持酒店、旅游等多个行业。
如此巨大的红利让泰国“眼红”。其实早在新加坡之前，泰勒演唱会就已经在美国展现出极为强劲的财富效应。据调查软件QuestionPro估算，泰勒每到一个城市会给当地旅游、餐饮、酒店等行业带来4600万美元—1.4亿美元之间不等的经济效应，总计会为美国带动50亿美元的消费者支出。
“斯威夫特经济学”甚至引起了美联储的注意。去年7月美联储在“褐皮书”中表示，泰勒演唱会对费城的酒店业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报告写道，“尽管该地区整体旅游业复苏放缓，但5月份是费城酒店收入最强劲的一个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泰勒·斯威夫特在该市音乐会的观众大量涌入。”
“备受关注的泰勒演唱会无疑是盛事经济的杰出代表。”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执行副院长李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若以经济学的乘数效应来剖析，盛事经济能够为地方经济带来成倍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仅依赖于盛事活动自身深厚的产业链条，更得益于其聚焦式的消费模式。
李玺表示，演唱会产业链上游聚焦于内容制作，涵盖了场地租赁、专业设备的采购、调试与设计等关键环节；而下游则延伸至票务销售、营销推广及现场服务等多个层面。与此同时，当大量观众涌入城市参加演唱会，他们带来的与旅游相关行业的衍生消费，如酒店住宿、交通出行、餐饮消费及购物。由于此类盛事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商务人士和消费群体聚集，呈现出规模性消费的特征，推动了相关配套服务价格的上涨，如酒店房价和餐饮价格的攀升。上述环节中的每一笔投入与消费，都因为参与到国民经济循环中，而被计入当地的产业增值中，共同推动着盛事经济的乘数效应不断放大。
除了演唱会衍生出来的新旅游趋势，新加坡通过财政拨款换取演唱会在东南亚区域的独家主办权也备受舆论关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回应时表示，泰勒在新加坡举办东南亚地区的独家演出是一项“成功的安排”，政府从发展后疫情时期旅游业的资金中拨款，为泰勒演出提供津贴，并与对方达成协议。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宋海岩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商业运作当中，确实有通过排他性合同的商业营运模式，这种合同虽然比一般合同的营运费用高，但能够保证目的地进行独立演出，“可见新加坡在商业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
在李玺看来，对盛事活动给予财政支持并非新鲜事，争夺举办赛事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机制。“对于大型活动特别是重要的文体盛事，具有广泛的眼球效应和聚焦性，因此，通过独家主办权引进知名艺人举办演唱会的方式，能够让新加坡迅速成为话题的焦点，引起广泛关注，进一步提升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上的话题感和关注度。”他补充道。
诚然，这场演唱会给新加坡带来了可观的热度。比如每场演唱会至少6万人出席，一些从海外来到新加坡观看演唱会的旅客就对主办方的人流管控打出高分，称赞管理有效率。另外关于新加坡旅游的搜索量也有显著提升。同程旅行数据显示，3月以来，国内用户对新加坡关注度显著上升，其中新加坡酒店关注度上涨486%。
马来亚银行（Maybank）宏观研究主管艾丽卡·郑表示，举办此类演唱会好处不止于直接收入，因为国际巨星还会起到为主办国提升声誉的作用，新加坡可以借以宣传其交通便利性，以及其亚洲一流的活动承办能力，其他国际巨星也更有可能将其巡回演唱会带到新加坡。
旅游业复苏需要盛事经济
事实上，早在泰勒演唱会举办前的一年里，新加坡就迎来了多场盛事。
演唱会方面，新加坡在2023年迎来BLACKPINK、艾德·希兰（Ed Sheeran）、英国酷玩乐团（Coldplay）以及五月天、张学友等巨星演唱会。据媒体报道，新加坡售票服务商SISTIC，2024年以来已售出超过470场各类演出门票，2023年全年新加坡的演出超过1800场，其中25%是演唱会。除此之外，新加坡还举办了不少重量级的国家大赛，包括F1大奖赛、WTT乒乓大满贯、DOTA邀请赛、国际帆船邀请赛等。
宋海岩认为，新加坡举办多场国际赛事，包括音乐会和体育赛事，实际上是在完善自身旅游产品的结构以及旅游服务，以此来吸引不同背景的旅客并提振国际旅游业。
当前，盛事所带来的影响力变得日趋重要。“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去看演唱会或是体育赛事的游客群体已经不能被忽视，因为这一群体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行动力，他们愿意为体验来买单。”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杨劲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个群体正处于潜力逐步释放的过程。
目前，东南亚多地都瞄准了盛事经济。比如，泰国政府计划放宽对国际活动组织者的限制，促进更多景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认证，从而增强旅游吸引力；印尼政府则设立1万亿印尼盾（约合人民币4.6亿元）的旅游基金，计划用于申办大型演唱会、体育和其他文化活动，让游客在印尼停留更久时间、消费更多；中国香港也在争取更多盛事的举办，今年1月，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上半年会举办超过80项大型盛事活动，涵盖文化、艺术、体育、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
各地政府积极出手“办盛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疫后旅客的消费模式发生了转变。汇丰的报告显示，疫情已经给全球消费活动“打上了永久性的烙印”，今天的消费者比以往更加重视“体验”，消费的重心正快速从商品向服务转移。
李玺表示，从消费者体验的角度来看，休闲娱乐型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观光和度假，成为现代社会中更为普遍的需求。特别是在疫情后，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随之提高，更加珍惜并有效利用闲暇时间，以追求身心的放松和个人的提升。再者，旅游项目所能提供的体验层次也日益丰富。
从旅游群体来看，疫情后人们更趋向自由行，也带动了旅游方式发生变化。“疫情前旅游业以大众旅游为主，而未来的趋势来看，自由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而且出行旅游的年龄可能会越来越年轻，他们对旅游产品的需求跟老一辈不一样。”宋海岩说。
毫不夸张地说，新加坡政府主导泰勒演唱会为赛事经济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在疫情之后各地旅游业努力复苏的背景下，李玺认为，举办大型盛事具有平衡旅游目的地淡旺季落差的显著效果，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还能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杨劲松持相近的观点，认为盛事经济有助于后疫情时期旅游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磨合。
不过，也有受访专家提醒，盛事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关键还得看举办的频率，若只是偶尔举办只能形成一次性效应。
宋海岩认为，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加上通胀严重，旅游成本正在提高，跨国旅游尤其受挫，各地政府希望用大型盛事去吸引国外游客。但政府主导盛事或只能形成临时的旺势。长期来看，旅游市场仍需靠市场调节，否则很有可能会导致旅游资源的浪费。
此外，宋海岩表示，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旅游产品多样性、游客接待能力甚至是盛事的独特性，都会成为考验其盛事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开发旅游产品时不仅要强调体验，提高服务和多样化产品也非常重要，同时还要考虑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承载能力问题。
展望未来“盛事+旅游”模式的发展，李玺认为，在推进以大型盛事活动为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时，应高度重视战略规划的部署与实施。一方面，要在目的地形象定位的基础上，对活动内容策划、主题选择、盈利模式设计以及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平衡等方面进行考量，确保各项活动在规划阶段便具备完善的思路和方向。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活动效益评估机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大型盛事活动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