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昭 东 本报记者 崔瑾玥 ●任 重“德国没有病，只是累了。”英国《每日电讯报》26日刊文称，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的这一“诊断”是为了淡化该国再次成为“欧洲病夫”的舆论。上周，德国政府将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从1.3%下调至0.2%。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在提交年度经济报告时表示，德国经济正处于“困境”，“我们从危机中复苏的速度比期望中要慢。”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复苏乏力，国际媒体纷纷重提德国成“欧洲病夫”之说。那么，究竟是什么困住了德国经济？“非常糟糕”和“令人尴尬”“如果连联邦政府都不能粉饰德国的经济形势，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再被否认了。”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4日评论称，部长们的表述听起来甚至相当严峻。哈贝克称德国的经济形势“非常糟糕”，林德纳甚至用“令人尴尬”形容这一现状。德国《慕尼黑水星报》称，欧洲正逐渐从危机中复苏，经济出现好转迹象，只有德国落后了。英国《旁观者》周刊称，德国经济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重新陷入技术性衰退。这意味着继去年经济衰退并成为世界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之后，今年前三个月德国经济将继续萎缩。因此，有悲观的预测者认为，由于面临能源价格高企、借贷成本高企以及国内外对德国商品需求疲软的长期困扰，德国经济将连续第二年全面下滑。比利时欧洲新闻称，过去几个月，德国一直被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困扰。在这些问题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房屋建筑业低迷。该行业新增订单数量不容乐观，因为一些客户仍在应对疫情对家庭和企业的持续影响。欧洲央行提高利率也使得借贷成本更高，导致更多正在进行的项目被推迟或取消。能源价格方面，德国仍受到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尽管德国政府推出补贴政策支持制造业，但这些措施的长期有效性仍有待观察。与欧洲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德国也受到农民抗议活动的影响，农民抗议政府削减农业柴油补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火车取消，航班停飞，公路被愤怒的农民封锁……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今年开局坎坷。在一个以向工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而闻名的国家，大规模的罢工表明，困扰德国的问题有多严重。结构性障碍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上周，数千家德国中小企业对疲软的经济发出警告，称德国正在失去优势。“每一天，德国都在失去保持国际竞争力的能力。经济低迷是国内因素造成的。”一封由18个德国企业协会签署的公开信中写道。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敦促议员们放下党派之争，党争阻碍了一项为绿色投资提供税收抵免的法案的通过。CNN称，德国执政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阻碍了政策制定，加剧了企业的不确定性，并让许多德国人感到，联邦政府对该国的众多问题几乎没有解决方案。这些分歧有利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几名很少涉足政治的德国企业首席执行官就极右翼对经济构成的威胁发出警告。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塞恩称，极右翼的崛起对德国的商业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德国企业协会的公开信还列出了企业面临的一系列担忧，包括能源价格高企、劳动力短缺、数字化进程缓慢以及高税收等。报道称，德国的公司税是欧洲最高的，超过29%，而其邻国法国和荷兰的公司税约为25%。德国工商大会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公司的税收负担或能源成本较高，因此其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差。《法兰克福汇报》认为，德国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包括：逆全球化让德国的出口经济深受影响；能源转型计划不周，在开发出足够的替代能源之前就想放弃核电和煤电；过去几年积累的投资不足，联邦政府更愿意将曾经充裕的资金投资社会福利，而不是用于推动国家转型；官僚主义严重，行政管理往往不灵活，决策分散在多个层面，给新项目带来不必要的困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严展宇26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德国经济增长面临新旧两个结构性障碍。旧的障碍是传统汽车制造业受新能源汽车大量进口冲击，本土产业转型成本高、压力大、周期长，优势产业的经济拉动能力不足。新的障碍是在欧盟绿色和数字双转型的指导原则下，德国经济发展陷入了“产业发展过度绿色化”的怪圈，环保议题的重要性被过度放大，并成为国内党争的工具，经济增长很多时候不得不为环保让路。“德国需要进行彻底的经济转型”德国电视一台24日在《德国经济如何再次增长？》一文中提出，德国必须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目前德国汽车工业、机械工程和化工等行业面临巨大压力。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支持“老”产业更好，还是促进“新”产业更好？一些德国经济学家呼吁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环境技术等新兴领域。经济学家还认为，“德国需要进行彻底的经济转型”。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拉茨舍尔表示，“德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未来两年，而是在未来10年重塑其工业。”政府已经采取试探性措施：增加对初创企业的投资，加快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并放宽对熟练工人的移民要求，以帮助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但要让经济走上新轨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然而，德国宪法对政府借贷有严格限制。荷兰国际集团宏观经济全球主管布热斯基说，“只要财政紧缩仍是主流，任何经济改革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结构性变革将不得不来自企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