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害怕成为下一个“日本”的是美国。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就职后不久发表的演讲中说道：“现在的孩子成年时，将是历史上第一个生活水平低于自己父辈的世代。”
克林顿发表这番演说，借以激发人们的危机感，进而说明自己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
但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一代人不如一代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纵观美国经济，总体依然呈稳健发展态势，去年美国名义GDP增长高达6%，如果不是高通胀的影响的话，美国的经济更为强劲和稳健。
而日本呢？在人均GDP停滞三十年的情况下，还面临着少子老龄化问题，居民收入以退休金的形式加速从在职人员转移到退休的老年人手中。
这是一个缺乏向上流动的社会，更进一步，在日本年轻人看不到向上希望的当下，他们反过来过上了“宅男”生活，选择“向下流动”。
尽管日本过去几十年整体来看并无明显变化，但聚焦在年轻人身上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呈明显下降趋势。
这是属于日本的“下流社会”。
所谓“下流社会”，指的是子女到了和父母辈同样的年龄时，其社会经济地位较之父母辈明显下降。
而今天，这样的社会趋势，可能也慢慢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代际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动主要是向上流动，这具体体现在，70后都是农村出身，到了80后90后开始定居城市，随着00后的长大，越来越多在城市里出生。
反过来，这些人在长大后，80后和90后也往往比70后父辈们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大部分男孩可以获得比父亲更好的职位，大多数女孩则可以和比自己父亲更优秀的男性结婚。
但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困在学历里，不上不下，对未来的巨大期望在和现实碰撞后变得支零破碎，于是不少年轻人借由考研或考公来扭转自己的劣势。
但随着就业形势的愈发严峻，不少年轻人甚至在家做起了“全职儿女”，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变成了全职儿女。
这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大概还是因为阶层固化导致了学历的代际上升被中止，学历固化导致了阶层的进一步固化。
我们看到，越来越难出现的“寒门出贵子”，清华北大的学生家境一个比一个好，这也印证了那样一句话：父辈间的经济地位上的差距，会通过学历或各种资源传递给子女，这种倾向愈发明显。
这是阶层固化的根本特征。
为什么龙会生龙凤会生凤？那是因为在他们出生起，父辈的经济地位就注定了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包括学习、言传身教、圈子和环境，这些都成为了他们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这些人最终被名校录取，走上了和父辈们相同的道路。
而其他人，则开始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走去。
这是日本社会三十年的巨变，却也是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从宏观上来看，日本社会历经数十年的通缩环境，这和我们目前的困境不谋而合，而在房产泡沫化的风险上，我们更是亲眼目睹日本如何从一个人均GDP超越美国，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接受彭博电视节目访问时就提到，他认为我们正面对类似于日本1990年代陷入长期经济颓势的挑战。
但我们和日本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我们的民间储蓄率依然很高，高达130多万亿人民币，这个巨大的储蓄池，几乎等同于我国一年GDP总量，这能够保障我们在危机关头，去避免系统性风险发生。
也能够很容易去避免，发生在日本身上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但同样的，地产危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相比日本，我国在家庭房产面前的捆绑度更高，80%的家庭都拥有自己的房产，因此房地产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衡量我们是否会迈入日本困境的主要因素。
什么会导致资产负债表的飙升？答案就是资产价格的腰斩，例如日本在地产泡沫期，东京度的房价一度跌幅50%，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那么背后会是多少个亿的财富蒸发。
因此，只要地产不跌，或者说房价坚挺，那么大概率我们就不会陷入到日本类似的困境之中。
但通缩的大环境，却也值得我们警惕。
CPI和PPI萎靡不振，这基本上反映了物价下跌，需求不足的问题，这和日本当年经济泡沫状况类似，但房地产于GDP占比高，也和日本当年的情况相同。
需求不足的背后，其实就隐隐有人们对房地产下行的担忧，而130多万亿的存款，其实也是为了防止不确定性风险的发生。
统计局的数据也不难看出这一点，从去年10月开始，单月CPI连续三个月下滑，12月同比下跌0.3%，凸显内需不足，通缩压力加大。
去年12月单月CPI同比则下降2.7%，已经是连续第15个月下降，显示出口订单数量下滑，上游生产活动疲乏。
更进一步，人口的老龄化加上欧美的科技围堵，这些都是我们经济复苏的不利条件，而日本的优势则在于，尽管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但日本的内聚力很强，换句话说，日本的下游保障很强，哪怕是破产没有工作，日本较为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依然让大多数人，不至于度过穷困潦倒的一生。
这也是日本年轻人能够被称为“平成废宅”的关键性因素。
毕竟，躺平某种意义上，也是需要资格的。
这是日本的神奇之处，一个经历三十年衰退的经济体，犯罪率依然很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恶性事件，同时也没有大规模的实质性不满事件，这是日本社会的内聚力。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曾对我们做过一个预测，如果楼市继续下跌并引发金融危机，那么我们的GDP增长可能会跌到1%-1.5%。
这是极端情况下的假设。
我们破局之处的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转型。
此前就有人猜测我们是否会陷入低欲望社会，得到的回答是不会，答案是我国人均收入偏低，不满足低欲望的条件。
这就是转型的最大优势地位。
这几年很流行躺平这个词，但我们知道，人躺平也是有代价的，必须要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躺平，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只有一万多美元，所以对于财富的渴求，对于物质条件的渴求，依然很高很高。
大多数人并不会满足于现在的收入，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转型的必要条件，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财富的渴望。
转型，其实就是摒弃过去的发展模式，从以基建推动过渡到以第三产业推动，以消费推动的经济发展路径。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不会有太大泡沫的可能性，只有抛弃资产的虚高，那么经济才能够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去年10月底的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等。
只要在供给侧着手，最终才能够起到推动消费、拉高就业、促进收入增长的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借助外力的帮助，这是毫无疑问的。
以我们内部来看，在人均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很难有特别大的增长空间和增长引擎，因此把先进制造业做起来，其实是向外收割，以电动车为例，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目的就是抢占国外市场。
赚国外市场的钱，用盈利来一步步改善就业上的收入水平，当内部的收入水平提上来之后，那么以消费为驱动的第三产业才会形成。
否则，我们很难直接说要求企业给所有员工涨薪，因为涨薪的背后必然意味着产品价格的上涨，企业要想给员工加薪，一定是利润率和营收增长的结果。
而在眼下我们人均收入大体正常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依然需要借助欧美市场，来扩大我们的既有优势。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忽略企业自身大家经营成本，把企业经营成本降下来，为企业减负，其实就是为员工涨薪。
企业负担大，员工薪资自然难以高得起来。
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才是我们走出日本经验和教训的根本。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