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
第十二任美国贸易代表（1997-2001）、美国副贸易代表（1993-1996）
“香港中美论坛2023”于去年11月在香港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会由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共同举办，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变局与进展”。中国驻美大使谢锋、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表视频致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和丹麦等国的现任和前任国际领袖出席了会议，近400名与会政商界代表和知名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就中美在经贸、科技、金融和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展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中美聚焦公号”将陆续刊登本届论坛的主题发言，供读者朋友们参阅（呈文所需，文字记录略作编辑）。
首先，说一下正在进行的变革。1970年至2008年间，世界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5.5%。GDP年均增长率约为3.5%。贸易推动了增长，它带动了合作与发展，推动了脱贫。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增速大幅放缓，GDP增速进一步放缓。许多人称现在是一个“慢全球化”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出现了碎片化。
造成全球化放缓和全球经济碎片化的因素有很多，我仅举几个例子：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漫长的复苏；曾经是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美国现在精疲力竭；不断变化的中国；全球贸易壁垒迅速增加，2019年以来就增加了两倍；资本流动受到冲击；移民限制；制裁；全球机构的弱点，特别是但不仅限于世贸组织（WTO）；各国之间的财富不平等和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引发了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包括其地缘政治影响，再加上现在中东冲突不断。这个清单很长很长。考虑全球化放缓和全球经济碎片化时，我们还必须考虑不稳定但肯定会变化的地缘政治联盟，它影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永久改变直接投资和投资组合的流动、供应链，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流动。
这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因素，给全球化带来了压力，并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碎片化。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它们背后的代价非常非常高。分裂会增加敌意，减少信任，产生错误的印象，而这些错误的印象会变成具体的表现。经济上看，虽然预估数字有所不同，但长远看，贸易限制可能会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7%，约7.4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德国和法国经济的总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年度经济总量的三倍。由于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GDP增长的五年远期预测是30年来最低的。蛋糕变小的时候，激进的经济措施往往加速。导致碎片化的因素，部分在于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的经济紧密相连，占全球经济的40%。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数据，双边贸易量有所下降，但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重大。
▲ 2023年10月1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发布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芯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
现在的问题是，双方都认为对方对自己构成了严重、几乎决定生死存亡的经济和安全威胁。在经济方面，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脱钩或者去风险加以解决；在安全方面，则需要通过军事建设和全球调整加以解决。国家安全与经济相互依存之间的平衡，将越来越承受着风险认知和国家安全定义可能持续扩大的压力。“国家安全”的含义在不断扩大、扩大、扩大。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日益混乱的时期，充斥着分裂、地缘政治的重新调整，最终可能出现封锁。这与全球化的概念非常不同。我们一直相信全球化会持续下去，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长期以来就在追求国内经济与全球化的隔离。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脱钩”是有意而为的。对于这一点，中国是非常坦率和公开的。它希望独立自主，希望自给自足。这些都是国家重点工作，至少可以追溯至2006年宣布的科技计划。这些计划涉及自主创新、战略新兴产业的确定、重大工程计划、“中国制造2025”等。它们都属于进口替代项目。换句话，就是排除进口，实现自给自足，生产本土替代产品。同时，增加第三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以增加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一点上，“十四五”规划的表述更是分外清晰。
▲ 2023年10月23日，对华“去风险”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白宫。
在脱钩或者去风险（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方面，美国的行动有些晚。如果没有前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我完全同意这种关税是不明智的）和新冠疫情，我不确定美国是否会采取现在的政策。由于疫情，商品供应链脱钩加剧，因为美国意识到自己无法生产必需的产品。当然，问题在于，关键产品自给自足的概念已经扩展到关键产品之外，甚至包括非必需品。在技术方面，美国的技术竞争力一直由私营部门推动，政府也一直维持着这一局面。但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立法、资金等方面进行了重大干预，并限制美国公司对中国多个领域的投资。当然，两国都实施了制裁，坦白说，美国的制裁远远超过中国。这也是一种脱钩、去风险的策略，而且双方以后还会采取更多的相应措施。毫无疑问，现在双边关系更加稳定了。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关系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我不想说扫兴的话，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准确的。
国家安全可能是双方措施背后的驱动力，但当国家安全的定义有增无减时，全球经济会产生不必要的分裂。中国目前有17个国家安全领域，美国迟早会超越17个，但其“国家安全”含义的扩大是个缓慢的过程。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大国、市场的地缘政治战略，或者说市场相互纠缠，但又相互碰撞。美国和中国在经济、意识形态、制度、发展目标上存在着冲突，这些都无法继续受到遏制，或者不幸地与全球经济脱钩。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双方都将相互依赖关系当作武器，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包括但不仅限于国家安全。而且，我们面临着双方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远远超出技术的范围，渗透到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贸易、金融、技术、全球机构，甚至地理——中国走到这里，我们就跟到这里，我们去那里，中国就跟着到那里。在世界各地，情况都是如此。这加剧了全球公共资源的碎片化。
对双方来说，危险在于它们的竞争本质上是对立的。激进的竞争本质上是对立的，会放大差异、模糊共性，而且通常是零和博弈。竞争在各方之间形成一个被动反应的循环，迫使重新调整资源，加剧言辞的犀利程度，使得双方很难改变政策。被动反应制定的政策会产生负反馈循环：采取行动、被动反应、局势升级、再次行动。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商业领域的竞争，监管机构说该公司已被淘汰，要停止竞争。但在国际领域，没有这样的监管机构。我们能想出一个能迫使美国和中国停止竞争的国家或者国际机构吗？不能，没有这样的国家或者国际机构。美国和中国必须停止竞争。
对此我有一个建议。我认为两国本轮的接触活动非常积极；要受到各界的欢迎，接触至关重要。管理分歧至关重要。但正式协议中缺少一个领域，那就是合作。大家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双方的合作是临时性的、一次性的，受到整个关系的影响。合作范围也很狭窄，而且不一定会实现。双方认为合作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并不认为它是必需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两国要签订正式的合作契约或者合作协议，需要完成以下几件事。第一，合作不仅是两国关系的支柱，而且是整个关系的组成部分。坦率地说，这会养成一种合作的习惯——现在这种习惯已经不复存在。这将迫使双方定期举行旨在降低关系恶化的会议。所有这些会议都应公开，双方都要承担责任。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将是合作的一部分，也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双方可能从中获得更持久的成果。
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以下想法：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应该让清醒的思考，而不是被动反应的循环或让关系恶化的势头来主导两国关系。而且，双方应避免全球贸易和经济进一步分裂，何况两国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国和中国需要开始关注制定全面的协议和合作议程，以促进双边关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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