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的分歧当然是多方面的，剪不断，理还乱；双方似乎都有和解的意愿，不清楚是谁先发出了信号？
　　当然这本身也并不重要，因为不论是美利坚，还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都太大了，毕竟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40%。
　　可以说，从斗到斗而不破，再到双方的和解会有一定的必然性，否则，世界将陷入暗黑时代，不管谁强谁更强，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单纯从经济的角度说，中美分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可以说，耶伦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有深度的，她所触及到的分歧与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轻易不敢去触碰。
　　“我向他们一再表明了我们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的严重关切。这包括中国非市场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对外国公司市场准入设置的壁垒和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
　　在耶伦的立场上，她不认为是美国对中国有什么不公平，相反，倒成了“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
　　这其实不是某一种孤立的行为方式，而是体制性的，这就是耶伦所定义的“非市场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因为，在近十年中，政策一直在强化国家资本的控制力，我们把这种国家资本的力量，称之为“举国经济”，以避免与凯恩斯主义的重叠；当然，也真的不存在重叠，因为凯恩斯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完全建立上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前提下的国家干预；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干预性的政策本质上是体制性干预。换一个说法，任何国家都存在着国家资本的干预，但是，我们的干预是体制性的，是所有制的，是超越市场的。
　　就这一点而言，耶伦的定位是准确的：即“非市场政策”。
　　为什么不说是体制，为什么说是政策？
　　因为，中国的干预虽然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背景，虽然是体制性的干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在重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这个问题不存在，有计划的经济，不等于是计划经济运行机制，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达沃斯国际论坛上，中国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做了一个方向性的表态：“中国根本不可能搞计划经济。”这等于说，中国现在经济的运行模式，不论你怎么去定义，都不可能再重返前三十年模式。
　　尽管如此，耶伦对这种政策性的干预，还是表示了高度的关切，为什么？
　　因为非市场化行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已经具有了趋势性。
　　但是，从经济的实践看，至少干预经济目前还不能说是大获成功，它的意义更适合于一种战时经济，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证明。《意见》的出台，似乎已经在做全新的调整，方向还是继续开放市场，重新构建非公经济即民营的市场“基础”。
　　从”深度“上说，以国企为主导的公有经济在资产总值上，已经是民企的两倍，它的效率如何？创新的动力如何？提供就业岗位如何？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命运。从“广度”上说，通过“一业一企，一企一业”的推动，公有经济已经支配了所有的重要行业。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经济依然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但是，已经被“非市场化行为”做了一个“格式化“的处理？
　　这一切，当然都是中国自家的事，对中美贸易又有什么歧点？
　　耶伦说：“公平待遇至关重要，只有这样美国公司和工人才能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并从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为美国商品和服务提供的巨大市场中获得经济利益”。
　　原来如此，那么，非市场化行为又如何失去了”公平待遇“？
　　不如举个不相关的例子吧，同样是竞技，我们参加国际大赛的是职业运动员，由国家专门供养、训练，而对手却多半是非职业运动员。美国的篮球很强大，但是，早期参加奥运会时，是一个临时的非职业组合。在贸易竞争中，这就是拥有补贴政策的国企，遭遇到了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的民企。在国内，我们也在谈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市场地位，这种超越同一竞争规则的不平等移植到国际贸易中，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耶伦有一种经济学的自信 。
　　他认为：“我相信中国转向更加市场化的体系不仅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对中国经济也有好处”。这个结论又怎么看？是不是对中国有利姑且不论，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不太可能结束“非市场化行为”。
　　所以，中美贸易的冲突，最终还是制度冲突。
　　这意味着中国之间的谈判，还没有展开，就已经定格了，在核心问题上，双方终将无解。
　　至于““非市场化行为”对中国经济的利与弊，这种烧脑的问题交给网友们吧。
　　元芳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