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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问题就备受关注，成为全球大趋势变迁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早在2022年，联合国就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这天达到80亿。这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与人口规模增长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节点，也标志着全球人口步入人口结构多样性共存、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的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2022年年末，我国全国人口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发展也呈现了明显的转向。毫无疑问，全球人口结构正处于大转型、大转变与大转折的方向性变化之中。与以往相比，当前全球人口结构变迁呈现哪些新趋势？将如何重塑新世界版图？一起关注。
全球人口结构的变迁趋势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问题就备受关注，成为全球大趋势变迁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伴随后工业社会进程与现代数字智能的新发展，与以往相比，全球人口在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进而推动全球人口发展迎来重大变化。综合而言，当前全球人口在人口比例、年龄结构、生育率、城镇化、人口素质、人口迁徙流动、族裔多元化、人口健康等多个方面展现出明显的现代化特征，并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特点。
第一，区域间人口增速差异明显，世界人口格局发生整体性转变。2022年世界人口已超过80亿人，其中，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分别为东亚和东南亚（人口共23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9%）、中亚和南亚（人口共2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6%）。此后至2050年，全球人口增长中心预计将从亚洲转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预计到2050年将贡献全球人口增长的半数以上，而且预计这一态势将一直延伸至本世纪末。据预测，全球人口将在本世纪80年代左右出现整体性的人口负增长趋势，而且不仅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将进入人口负增长，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将不同程度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困扰，届时超前应对人口负增长将成为全球人口发展进程中的共同议题之一。当然，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46个最不发达国家均属于世界上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不发达国家在本世纪将始终处于人口增长的趋势之中。此外，从人口年龄结构上来看，全球老年人口的数量和占总数的比例将持续增长，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2022年的10%上升到2050年的16%。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与此同时，伴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以及大规模年轻人口的跨国迁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逐渐显现。再从人口性别结构上来看，世界总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在2000年达峰值108.0后逐渐下降，到2021年为106.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较不发达国家的性别比始终高于较发达国家。
第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世界人口红利模式亟待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口质量红利。自2015年后，全球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小于0.1%增至0.2%，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自2014年达峰值65.6%之后则逐步下降。换言之，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渐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预计到2024年全球将进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的老龄化社会结构之中。与此同时，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不断从欧洲向亚洲和拉美蔓延。由于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预计到2025年，东亚将同欧洲共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超老龄化地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倒逼多个国家在人口领域更加重视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转型升级。世界银行的全球人口红利类型学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人口红利差异将有可能成为全球人口发展的新动力。例如，已经度过人口数量红利期的主要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等；正在经历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主要为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主要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全球人口红利的世界版图将呈现与以往不同的新样式。
第三，全球范围内总和生育率普遍降低，并将长期保持下行趋势。20世纪50年代，全球范围内总和生育率平均约为5.0；经历了1950年—1970年期间相对短暂的高位徘徊后开始持续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总和生育率开始稳定在2.5左右的水平上；到2015年降低至2.37，并逐渐接近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为2.1）。此后，全球范围内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将低于更替水平，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低生育率态势。全球范围内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导致多个国家人口构成呈现少子化加速的状态。1960年—2022年，全球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7%降至25%，全球超过35%的国家和地区该比例处于20%以下，即步入少子化的社会结构之中。从生育水平变动轨迹的区域差异上看，较发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降幅较小，欠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降幅较大，并仍保持一定水平的下降趋势。全球低生育率现象大体上呈现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散的明显趋势。据预测，至本世纪末，全球范围内总和生育率将降至略低于2.0的低生育水平阶段。预计2050年—2100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将面临较大幅度的下降，欠发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将有可能缓慢小幅下降，而一些较发达地区将经历总和生育率徘徊波动并小幅回升的历程，最终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且有所波动。
第四，全球人口城市化水平持续提升，世界人口集聚趋势进一步显现。全球城市人口比例从1950年25%的水平稳步攀升，到2020年达到50%左右；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的占比将从2021年的56%上升至68%；此后的50年，世界人口城市化增速将逐步减缓，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水平将接近70%，未来城市化水平提升的空间相对较小。从全球人口城市化的地区差异上看，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城市化增速明显分化。1975年—2020年，低收入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了四倍，约达3亿人，其绝对增幅与相对增长的比率都远高于高收入国家。据预测，从2020年到2070年，低收入国家的城市数量增长幅度将达到76%，而中高收入国家的增幅仅为6%。据此可以认为，发达和较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城市化发展将进入稳定期或减速期。进一步从大城市及城市圈或城市带的发展进程来看，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在500万人—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从1950年的7个增长到了2018年的21个；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从1950年的1个增长到了2018年的30个，其中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坐落在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大城市的人口空间效应加速扩大，形成了辐射周边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人口集聚进一步显现。
第五，全球范围内基础教育普及率提高，失学率降低，但在人口素质方面，国家间差异较为突出。据预测，全球范围内，15岁至24岁青年的识字率将从2020年的92%上升至2030年的94%；6岁至17岁适龄儿童的失学率将从2017年的18%（2.65亿人）下降至2030年的14%（2.25亿人）。整体而言，高中失学率将维持下降趋势，小学和初中的失学率将与当前持平。以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其以降低失学率为目标的人口素质提升进程相对缓慢，受教育水平的性别鸿沟仍有可能持续扩大，这将进一步拉开低收入国家与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素质差距。此外，全球人口的受教育层级将影响国家间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差异性。高收入国家提升人力资本主要依赖于高中入学率的提升和全民健康状况改善；而低收入国家则主要停留在普及初等教育上，但国家层面健康水平提升速度较为缓慢，一定程度上不仅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而且也会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人口红利的有效释放。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从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转向提升人力资本现实收益，再到人口红利释放的实践机制，将成为国家间人口素质实力较量的关键要素。
第六，全球范围内人口迁移流动趋势明显，迁出地与迁入地的集中化态势更为突出。全球人口迁移总量从1970年的0.84亿人增加到2020年2.81亿人，同期，迁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从2.2%提升至3.6%。从全球人口迁移的类型差异上看，国际人口迁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水平国家中，在2010年—2020年间共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超过5100万国际移民的熔炉型国家。国际人口迁出则主要发生在中低收入水平国家，过去十年内出现了10个超过百万量级的人口净流出国家。需要指出的是，中高收入水平国家与低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口迁移总量较少且态势平稳。据预测，从2020年到2050年，全球人口迁入与迁出的总量因新冠疫情影响小幅下降之后，将继续保持稳定状态，迁移总量将呈现较为缓慢增长的态势。必须说明的是，我国正从乡土中国转型为迁徙中国，国内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接近1.55亿人。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流动亦呈现聚集趋势。预计2020年—2040年国内主要人口流动将集中发生于长三角、珠三角和大湾区等区域发展共同体之中，表明我国地区人口增减分化趋势将更为明显。
第七，少数族裔规模和占比迅速扩大，全球人口的文化结构趋向多元化。仅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拉美裔、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人口占比自2010年的36.2%增加至2020年的42.1%，预计到2060年这一占比将提升到57.8%，其中，拉美裔占比为27.5%、非裔占比为15%、亚裔占比为9.1%、混血人口占比为6.2%，届时美国将成为以非白人为主体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几十年内，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种族群体（即多族裔）的美国人口增速最快，其次是亚裔和西班牙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美国族裔构成的来源机制，西班牙裔和多族裔的人口增长源于人口自然增长，亚裔数量增长的主要动力则是较高比例的国际移民。此外，美国大城市的人口种族多样性指数将进一步升高，这种人口族裔多样性自西北向东南逐步递减。族裔人口居住隔离现象进一步增加，亚裔人口主要居住在美国的西岸和东北部，非裔人口主要分布在美国的南部和东部，西班牙裔人口则零散分散在西部和中部地区。除美国外，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或地区都将呈现出移民来源和人口族裔构成的多样化趋势。
第八，人类预期寿命持续延长，人口健康的国别差异更加显著，全球范围内慢性病流行趋势上升。2022年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1.71岁，比1990年提升7.72岁，预计到2100年有望升至82.06岁。必须指出，发达国家平均预期寿命整体上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并且由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平均预期寿命仍有约6.67岁—7.14岁的较大差距，表明国家间健康不平等现象仍然十分突出。此外，全球范围内，人类疾病类型的流行病学谱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从传染性疾病转为因以年龄增长、身体器官老化等因素为主的退行性疾病和人为性疾病。2000年，全球人口死因超过六成来自慢性病，另有三成左右来自传染病、孕产妇和围产期死亡以及营养状况匮乏；至2019年，慢性病死亡增加与传染性疾病死亡减少同步发生；心脏病和中风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逐渐替代传染性疾病成为全球的主要死亡原因。可以认为，下一步消除国家间健康不平等将是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同时，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及平均预期寿命提升也将有赖于减缓衰老和健康管理等积极老龄化的行动实践。
全球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带来哪些影响？
以中时段看，全球人口结构变迁趋势的影响效应将伴随该队列生命过程的始终，持续数十年且影响深远，而且这种影响效应贯穿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以长时段看，全球人口结构变迁常以百年为单位，18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先后发生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与其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实力相关联，展现了人口转变与国家兴衰之间高度相关的长坐标历史图景。事实上，全球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社会、资源问题复杂交织，并正在经历着深刻变化，亟需提升至战略层面加以理解与把握。
如前所述，人口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基础性、持续性与战略性因素，其中人口结构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安全，甚至综合实力。总体上看，全球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对世界发展与全球化的中长期影响可以从软硬实力两个方面予以分析。硬实力是指包含人口和领土等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力量等方面在内的支配性实力，此时“人口”的概念更多体现在劳动力意义上，因劳动力的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素质与人口迁移流动等结构状态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期影响而成为硬实力的重要支撑条件。软实力则是指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程中，以人口活力和人口安全为导向，带动国家整体发展的人口动力，相对应的积极人口观实际上也构成了文明价值体系的重要方面。此时，全球人口结构变迁作为世界文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基本载体，人口发展将在经济创新度、社会凝聚力、文化多样性、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对此，我们可以就全球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地缘政治、技术变革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分而述之。
第一，全球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将为社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未来几十年，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将继续快速增长，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将有可能为这些国家带来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但是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深化制度创新则是这些国家释放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但对发达国家和部分较发达国家而言，与人口相关的社会议题在于巩固既有成果，迎接持续加剧的人口负增长、社会老龄化所带来的剧烈且长期的挑战。总体而言，全球总和生育率已从2000年的2.7下降至2021年的2.3，预计到2050年将进一步降至2.2，全球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也将从2021年的9.6%提升至2050年的16%。因此，全球人口结构嬗变将会对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系统提出更高要求，为应对人口发展风险和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全球人口治理的优先领域是要在劳动就业、医疗保健、重点人群权益保障等方面做出超前的制度安排，通过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社会政策体系支撑全球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第二，全球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将推动人口红利转型与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传统型人口红利大多依托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与较低的抚养比，面对加速度人口老龄化的全球趋势，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将寻求新的人口红利释放路径。一方面，伴随营养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条件的不断改善，全球人口预期寿命持续提高，这有助于促进在世界范围内对年龄界定、老龄化阶段划分与生命周期长度形成新的认识及采取新的举措，推动老年人口积极投身于经济活动、志愿服务等广义社会参与之中，“银发经济”亦有望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通过更高水平上的人力资本开发，提升全生命周期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可以使人口素质对世界经济总量及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质量优势将有可能逐步取代数量优势，全球人口结构变迁将成为助推形成世界经济新增长模式的新动力。
第三，全球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将对城市化、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产生综合影响。一方面，全球人口结构变迁并促进文化多元主义。未来30年内，全球城市人口预计将增加25亿人，经济模式转换和城市人口增长进一步结合，将深化“新城市主义”的扩张及实质性人口城市化。在全球化、城市化、数字化与现代化的互动过程中，社会观念、价值伦理等因素会促进联动式的文化整合。另一方面，全球人口结构变迁也可能激化文明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和跨区域人口迁移流动，特别是在多族裔的跨国、长距离人口迁移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适应”“文化扩散”“文化融合”等问题日益凸显。人口迁移流动虽然能够使人才、技术和资金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有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但复杂多样的全球人口流动也可能引发族裔间、群体间等深层次的排异反应，如与移民相关的种族矛盾及社会撕裂问题。
第四，全球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将重构地缘政治与国际格局。人口要素从来都是国家间博弈的关键力量，也是国防军事与政治生态的核心资源。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局势与其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素质、人口迁移、种族/宗教多样性等人口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较发达国家的人口式微可能会加剧其相对经济实力及创新性的丧失，最终导致其国际地位的边缘化与影响力的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印度和非洲等国家或地区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但人口负增长和快速老龄化将对先发国家以及中国的竞争实力形成显著影响。因此，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人口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国家人口安全挑战呈现出日益凸显的态势。可以预见，人口结构的全球性变化必然会导致国际秩序与国家间关系的重构与再构。
第五，全球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将对技术变革与创新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自1798年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出版并提出“马尔萨斯陷阱”以来，学界乃至全社会对人口要素与科技革新之间关联的讨论经久不衰。其中，担忧人口爆炸的“悲观派”认为人口爆炸与工业扩张会带来全球性的饥荒和资源耗竭；而“乐观派”则认为人口增长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与创新发明。进一步到人口年龄结构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亦无定论。传统观点倾向于认为老龄化会对科技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负向影响，但并未排除教育、职业、雇主特征等多因素的复杂影响。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以青年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战略，必定能够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早发老龄化国家在采用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人口与技术应是互动共生的可调式关系。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发展和持续进步同样需要满足全球人口结构变迁，特别是少子化与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需求。
众所周知，人口历来承载着国家、民族、文明的兴衰，人口问题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元问题与本质问题，全球人口结构变化有可能重塑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政治的新格局。中国立足本国国情、历史方位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以更加长远的视野从战略高度制定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人口公共政策，采取人口治理的新举措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份独树一帜的全球承诺与中国引领，标志着大变局下我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人口治理体系改革，尝试为化解世界人口发展危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上文略有删减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12月（下）原标题 | 全球人口结构的变迁趋势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作者 | 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 陆杰华
新媒体编辑 | 赵光菊
原文责辑 | 谢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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