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据悉印度执法局以“反洗钱调查”为由拘捕多名vivo印度公司高管。在过去几年，不同领域的中国企业在印度遭到相关审查，显示出投资印度存在较高风险。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跨国投资成为新趋势。《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631.2亿美元，为全球第2位，连续11年列全球前三。202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75万亿美元。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比亚迪近日宣布将于匈牙利建厂，成为第一个在欧洲设置大规模生产基地的国产品牌。
但是，在一些方面由于缺乏跨国经验和支持体系，面对跨国投资存在的风险，可能对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未来产能的可持续输出造成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对外投资的系统性支持机制，帮助企业更好更稳地“走出去”，与此同时，要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
出国投资涉及的方面较多，既包括与投资接受国的外交政治关系等战略性的问题，也包括两国文化、法律、政策方面的差异，以及市场、安全等环境的不同。相较而言，一些国内企业缺少在复杂环境下进行判断、决策和运营的经验。尤其是，海外投资本质上是将本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向国外出口，而本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出国后，须加以法律的和文化的相关改造。
日韩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或可对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形成借鉴。不过，我国企业与日韩企业的形态存在差异。例如，日本和韩国企业对外投资均以大财团为主，而大企业集团内部有自己的金融机构、物流部门等，主机厂和配件厂之间存在高度的共生关系。因此，这些公司对外投资拥有自己的“工具包”，有自建的支撑和服务系统，比如三星集团、丰田集团等。相较之下，中国企业更多是单打独斗，且大部分企业不具有自建“工具包”的能力。
但是，日本对外投资具有官商一体的协作网络。比如，将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企业投资结合，通过具有政府背景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为企业投资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虽然情况不尽相同，但可适度借鉴，我国也应筹建不同的组织机构，协助企业对外投资，在信息咨询以及法律服务方面向企业提供帮助，尤其应该建立海外投资风险评估体系，为企业提供参考，避免发生类似在印度遭遇的风险。
当前，我国工业园区的模式已较为成熟，可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当程度上的政策便利，并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监管机构也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全球布局，组织和协调金融机构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可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金融机构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为了确保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安全，还需要发展更多专业的安保公司提供保障服务。
除了面临一些不同文化和法律方面的挑战，以及缺乏成熟的对外投资服务支持体系外，我国企业“走出去”还应注意的是，国内企业在海外应尽可能想办法加强合作。其他一些国家的出海企业，在竞争中更强调合作，印度企业在海外经营也具有很强的合作意识。因此，应该通过某种机制形成抱团合作发展的趋势，促使中国企业在海外走得更远，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更需要强调合作。总之，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需要科技优势，还需要管理优势和组织优势，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