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悲观的经济情绪在昔日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内部弥漫。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12月商业景气指数回落，从11月的87.2点下跌至86.4点。此前，该指数连续两个月上涨。
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菲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受访企业对当前的业务情况颇为不满，而且对2024年上半年前景的悲观情绪也有所增加。即使在接下来的传统假期期间，德国经济依旧疲软。
在德国，伊弗商业景气指数基于每月对约9000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德国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编制而成，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对观察德国经济形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短期与结构性因素的阵痛
对于德国经济的颓势，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告诉第一财经，其中不乏短期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所导致。
就短期因素而言，伍慧萍认为，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德国能源价格上涨，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处于到处寻找俄罗斯能源替代的境地，“尽管能源供给到最后证明没有出现问题，但成本显著上升，随之导致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以及制造业、工业成本都明显增加了。”在成本压力下，伍慧萍表示，去年以来一些德国企业选择外迁，比如转向到美国以及中东欧等其他欧洲国家布局，“尽管美欧都先后出台了清洁能源补贴法案，但欧盟在补贴力度上不如美国，因此，对这些德国企业而言，美国更具吸引力。”
伍慧萍认为，此前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更多是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将俄罗斯视为稳定可靠而且成本低廉的能源来源，但冲突后，德国选择与俄罗斯彻底切割，“不可否认的是，短期因素对德国经济影响非常大。”
伍慧萍告诉第一财经，德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不可忽视，比如德国冗长的官僚审批程序往往导致企业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德国在电动化、数字化方面的转型进展不够快，此外还面临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
对于明年，伍慧萍认为，目前还看不到太多起色。“联邦宪法法院判定联合政府财政违宪，影响到今明两年的财政预算，联邦政府被迫紧急调整资金计划。尽管交通灯政府近日基本达成妥协意向，避免预算危机演变成为政治僵局，但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还限制了明年的预算计划，德国政府需要节省开支，很难想象后续还会为刺激经济发展出台新的激励机制。”
德国总理朔尔茨已公布了政府草拟的2024年预算案，决定明年不再提高公共债务。具体数值显示，2024年政府预算总额约为4500亿欧元，预算中将大幅削减气候和转型基金120亿欧元。
经合组织（OECD）警告称，德国的预算危机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阻碍欧洲经济，“这场危机已让人们对其数十亿欧元的计划支出产生质疑，如果未来几年德国的投资和支出减少，将不可避免地对欧盟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已预测，德国将是今年唯一一个经济衰退的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而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则显示，德国经济增速已连续四个季度或停滞或萎缩。即便是尚未公布的今年四季度经济走势，也是大概率出现萎缩。
德国政坛将更碎片化
2022年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发表了“时代转折”的演说。伍慧萍对去年以来德国在内政外交方面作出的调整印象深刻，认为当前还在调整中。她举例道，6月德国政府推出了历史上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预示着德国战略文化上很大的转变，“很多政治上的克制禁忌都被颠覆了。其实，新政府早在2021年末上台之时就已约定出台国家战略，但此后德国政府对于‘时代转折’的判断加快了出台首份国家安全战略的决心。可以说，俄乌冲突对德国的冲击非常大，他们都不曾想到冷战结束后的热战离自己的边境那么近。”
俄乌冲突的影响也外溢到了德国政坛，“交通灯”政府的支持率徘徊在20%的低位附近。在伍慧萍看来，未来德国政党碎片化的格局会加剧，当前联邦政府的民调比较低迷，如果重新大选的话，当前联合政府中的三党都没有特别的优势，“虽然三党间分歧明显，但仍有较强的政治意愿勉强维持联合政府。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现在就重新大选，右翼民粹的选择党（AfD）成为第二大党的事实会坐实，这对于德国政坛主流是难以接受的。”
近期，德国选择党的成员就在地方选举中拿下了东部萨克森州皮尔纳市（Pirna）市长的职位。值得注意的是，明年欧洲议会以及德国东部都将迎来选举。对此，伍慧萍告诉第一财经，目前在所有东部五个联邦州，选择党的支持率都在30%以上且处于领跑地位，“欧洲当前经历多重危机，再加上俄乌冲突带来的新一轮难民危机，不仅给德国普通民众的冲击很大，也使得右翼民粹甚至极端政党有进一步崛起的空间，为未来德国政府的组阁带去更多的不确定性。”
伍慧萍认为，未来德国的政治生态还有可能进一步右转，不仅仅是德国，在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在俄乌冲突、难民潮的裹挟下普遍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