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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贸易战远非美国所包装的那样是因为“价值观分歧”,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解释上一个美国贸易战的对手,日本是如何在这场竞争中“落败”的。
正如特朗普一开始提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或许才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根本理由,为了美国国内传统白人的蓝领工作,到如今拜登所说的,“供应链去风险化”。
无论如何,贸易战这件事所带来的长远影响,一直到五年后的今天,依然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基于此,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战这件事,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就显得至关重要。
01
时间是唯一的变量
首先,为什么是2018年?
这个时间节点看起来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但作为特朗普上台的起始,这一年又显得意义非凡。
特朗普激进、民粹主义,不按常理出牌等特征,都注定了这是一个搅局者,而不是一个战略家。
对我们来说,2018年这个时间节点也是非常特殊的那一年,因为在那一年里,制造业外流、资本寒冬等热词被不断提及,那一年也是我最后一次看罗振宇的“时间的朋友”,我依稀记得他在台上不断说着小趋势。
当时我脑海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讲小趋势?
一切看起来不言而喻。
从制造业外流到资本寒冬,再到小趋势,最后到供应链去风险,这一切都像是一盘棋,从落子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人在规划着此后的每一步棋,这便是战略。
但巧合的是,对内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之际,也让贸易战的过程中,充满了波折和不确定性。
2018年之后,病毒的袭来、生育率的暴跌、青年失业率破纪录、消费者信心大跌,以及房地产行业的爆雷等等,这些颇有一种风雨欲来山满楼的架势。
更进一步,到了今年,经济学家辜朝明又成了“网红”,数不清的媒体和记者采访他,想要向他取经,更多的,还想让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我们已经陷入了类似日本的困境,资产负债表衰退。
这或多或少,都表明了在主流学术圈或者一些观察者的眼中,今天的我们和十年前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有了质的不同。
十年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如何发展,如何快速增长,就业如何创新高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是容易的,毕竟考满分比找问题要来得简单。
但2018年之后,病毒的肆虐,以及外部形势的变化,还有内部的结构性经济问题,都让今天的我们目光不仅仅是聚焦在增长上,还有解决风险、化解债务、创造信心等方方面面。
客观来说,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95后、00后年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时代,竞争加剧、学历贬值、内卷和焦虑,都在今天体现的淋漓尽致。
更进一步,我们还担忧的是,日本类似的困境和衰退,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经济学家辜朝明给出的药方是刺激经济,正如日本过去这么多年来经常做的那样,资产负债表衰退让日本企业和日本人不再借贷,不管日本央行如此降低利率,就是不借贷,而对经济增长而言,就是投资、消费和借贷,基于此,日本的做法是财政刺激,企业和个人不借贷,日本就自己借。
所以我们提到日本国债,都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辜朝明的这个药方并不适合我们。
过去多年来,基建的投资已经是高杠杆,地方债务风险,这也导致日本的药方显然并不适合我们。
而更悲观的观点在于,日本经济停滞时,人均GDP已经在4万美元的高位,而我们如今至多一万多美元,这也导致风险如果释放,局面可能比当初的日本还要糟。
乐观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那就是经济在积极干预下能够避免停滞,一种平稳的姿态度过结构性困境。
但我们和日本还有一个不同的点在于,尽管日本也和美国有过贸易战,但总体来说,深度和广度都远非我们可比拟。
如今,在我们制造业仍是重要一环的节点之下,一旦失去欧美两个大市场,面临的挑战自然也更多。
在讨论日本经济困境的时候,始终离不开的就是“广场协议”。
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下,包括日本在内的五国在纽约签署“广场协议”,协议大致内容就是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广场协议”后,为了应对日元升值的出口压力,日本积极提振内需,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造成疯狂的地产泡沫,这成为了日本经济崩溃的源头。
《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写道:不应该把“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衰退联系到一起,时间上也对不上,而之后的“卢浮宫协议”与日本经济泡沫的关系更大——遵照“卢浮宫协议”,日本采取低利率,不在乎国内的资产价格上涨,经济过热,这是牺牲了利率去保汇率,最终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这些问题仅仅解释了日本危机的开始,却无法解释为何这场停滞持续了20年,甚至是30年。
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大萧条,持续时间也不过数年,这也更说明,日本今天的经济问题,早已经是内部的结构性危机演化而来,正如辜朝明给出的解释,资产负债表衰退一样。
而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许才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源。
02
贸易战后的经济
同样的,今天的我们和日本有一些地方是非常相似的,例如货币政策失效的现象,也就是降低利率后,依然无法刺激投资和借贷。
例如,今年上半年国内民间投资低迷,甚至同比下降了0.2%;除此之外,农历新年后,大量贷款者依然继续涌入银行,申请提前还房贷,以至于银行开始设置“门槛”,提前还贷和民间投资低迷,都是不好的现象。
当然,更进一步,日本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而是其人口结构的恶化,人口是现代经济的基石,人口结构的恶化,进一步导致了日本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日本是目前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20年出生人口仅有84.8万人,是日本1899年有统计以来最低值。
人口为什么会影响经济?
因为人口负增长导致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投资萎靡,这又会导致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资本过剩加重,如此负循环。
日本是东亚最先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经济体,而30年后的我们也开始面对这个问题,更进一步,我们比日本的问题可能还更为严重,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的断代,还将会在未来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顾问关志雄的研究,2020年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1990年前后的日本相似,而由于独生子女的问题,还导致我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快于日本。
1980年-2020年期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75下降到1.29;同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74下降到1.28。
许多人都认为人口减少是好事情,因为这会带来更少的劳动力,从而让工作竞争舒缓,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但这其中的误区在于,人口减少其实是生育率的减少,减少的是新生儿,老龄化人口反而增多,由此劳动人口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以我们的人口结构来看,老人的增多,反而还会加剧职场环境的恶化。
因为市场在饱和甚至是缩减,而就业需求自然也会随之缩减,而不是增加。
2022年是我国人口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我国人口减少85万,这是自1960年代大饥荒以来,人口首次下降。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国大饥荒后的婴儿潮开始退休,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65岁以上人口达到15%,而日本恰好是在1994年达到这一阶段。
这样看来,我们和日本有着相似的人口结构变化,相似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甚至还有着相似的房地产问题。
自二战以来,人类度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并在这个时期内,重塑了国际秩序,并开创性的弄出了全球化,借助全球化的浪潮,人类总体经济飞速增长,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人均GDP已经突破一万美元。
而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增长的机会其实就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内部,一个是外部。
贸易战可以说是外部的摩擦,但在摩擦之后,依然需要找到共识,而这个共识其实就是对经济增长的追求。
在今天,没有人可以拒绝开放。
因此,贸易战后我们看到,关系有所缓和,这是经济上的好处,对我们来说一定是利大于弊。
只有外部条件足够稳定,我们才能够拿出更多精力来解决内部的问题。
例如房地产。
房地产的泡沫破裂,是日本衰退的一个象征性起点,对很多人来说,其知名度远在广场协议之上。
曾几何时,日本房地产的疯狂,远在国内之上,也正因如此,在日本地产泡沫破灭之时,代价也足够大。
从1985年到1990年,短短四年多时间,日本城市地价增长了200%,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数字。
但即便如此疯狂,也没有引起多少日本人的警觉;当日本房价触顶后暴跌,房地产企业纷纷倒闭,银行因为不良贷款率暴增也转而倒闭,对日本家庭来说,住房转眼变成了负资产,这种转变打击之大,常人难以想象。
而我们如今还控制的较好,但恒大2万亿的巨额债务背后,依然留给国内家庭足够大的伤疤,那是他们倾其半生的积蓄,却只留下了烂尾楼。
危机始终会过去,但问题在于,危机过去之后,普通人的生活到底会经历多大的转变。
日本在这方面绝对是一个典范,因为都在说日本经济停滞增长,但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依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那是因为日本的起点真的很高。
1995年,美国人均GDP只有2.87万美元,而日本人均GDP高达4.42万美元,是美国的1.5倍,但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日本人均GDP不足4万美元,美国则超过7万美元。
这也说明了,日本的高起点,保住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借助辜朝明的说法,这让日本年轻人可以很好的躺平。
但对我们来说,危机过去之时,要想保住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变,其实很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一篇文章中说,“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尽管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消费需求降低、靠房地产支撑经济,但不同的是,在生产率上,落后于当年的日本。”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日本经济停滞时,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而我们人均GDP只有1万多美元,我们显然不会满足于这一收入水平,更别提生活水平下降。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以最小的代价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1978年开始,我们的平均年增长率在10%左右的高位,2012年开始下降到7%-8%区间,经济增长“7时代”持续了四年。
2016年开始,进入“6时代”。
而在病毒的影响下,2020年和2021年进入“5时代”,这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我们用最小的代价,以一个增长放缓的代价,去化解经济当中的结构性问题。
贸易战改变了我们重新审视经济的视角,倒逼我们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加快化解经济风险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但另一方面,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另一个更大更难的问题,如果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本质是因为人口的老龄化,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在刺激人口生育上,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如果人口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做点什么,而不是等待一个群体的老去。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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