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6日刊登题为《欧洲为何拥抱美国新增长模式？》的文章，作者为乔恩·辛德雷乌，主要内容如下：
上周，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发表了关于如何阻止经济停滞的报告，对欧盟政坛产生震动。德拉吉因在2012年拯救欧元区而受赞誉，外界对他的这份报告期待已久。
该报告的要点是“欧盟应致力于在生产率增长和创新方面向美国这个榜样靠拢”。报告强调，过去50年间，欧洲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的估值超过1000亿欧元(约合1110亿美元)。而在美国，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字母表”公司和元宇宙平台公司的估值都超过了1万亿美元。
但向美国靠拢意味着什么？德拉吉强调了科技行业的重要性，称过去20年间美国生产力的优异表现几乎都要归功于科技行业。他认为，“欧洲不能再停留在”旧产业上。
为什么美国的生产力更高？这是一个老问题。192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美籍讲席教授阿林·扬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一次演讲中，他否认这种差距与美国企业经营得更好有关。他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意味着“生产方式在美国是经济的、有利可图的，而在其他地方却可能无利可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导致最复杂的工业在那里萌芽。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企业只有在有意义的增长领域开展业务，才会进行提高生产力的大规模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在非建设投资率方面与美国存在差距：近年来，欧洲在研究方面支出最多的三家公司一直是汽油车制造公司。相比之下，美国在本世纪最初10年的研发支出大户在汽车和制药领域，10年代在软件和硬件领域，最近则在数字应用领域。
但各国并不能轻易进入这些更为复杂的行业，因为规模收益递增会对任何创业挑战者形成天然屏障。
事实上，当今世界“企业赢者通吃”、根深蒂固的贸易失衡以及少数大都市地区的集聚现象，都无法完全用比较优势来解释，甚至无法用汇率失调和资本流动的影响来解释。
回看任何试图在经济上迎头赶上的国家的历史：尽管美国具有自由放任的特点，但在19世纪追赶英国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热衷于工业保护主义。较近的成功案例，如日本和韩国，严重依赖受青睐的行业和出口市场。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曾是多边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直到最近，它仍有足够的动力这样做。
但随着中国成为直接竞争对手，美国开始改变主意。
美国的应对措施首先是特朗普的关税，然后是拜登总统的《芯片与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案》，这些法案向国内半导体、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产业注入了联邦资金。它们带来了制造业建设的繁荣。
但欧盟却未能做出同等程度的反应，这应归咎于治理结构分裂、德国在俄罗斯的社团主义利益，以及对自身自由市场宣传的深信不疑。
德拉吉的终极技术官僚形象使他有机会改变这种状况，同时避免转向具有破坏性的保护主义。为此，在这份长达400页的报告中，德拉吉提出了一项贸易政策，该政策基于对如何提高生产率的“个案分析”，以及一项基于选择行业而非特定赢家的产业战略。
在半导体方面，报告将欧洲的汽车和网络设备等优势产业的代工厂列为补贴对象。在太空经济方面，它提倡有针对性的优惠原则，以扩大国内企业的规模。在太阳能技术方面，它建议对部分国家的贸易行为和产能过剩进行反击，但也警告说，过于严厉的报复可能会危及欧盟在风能技术方面的贸易顺差。
这是有先例的：20世纪90年代初，空中客车公司是一家亏损的欧洲各国合资企业。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有的放矢的商业战略，如今它已成为世界顶级飞机制造商。
20世纪末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宣扬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如今，成为“美国队”意味着有针对性的保护主义和大力补贴高科技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