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将面临不确定性，技术变革、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加剧等“构造力”将对经济产生重大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变革。技术变革会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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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子姣 编辑 陈莉 校对 卢茜
一个经济波动更大的未来，意味着事情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糟或更好，可能产生的结果范围也更广。
7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中央银行原行长斯蒂芬·波洛兹接受了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经济不确定性增加，错误决策所带来的风险也会增加。未来，影响经济运行的力量将使就业、通货膨胀、房价、利率和股票市场经历更加频繁、更加剧烈的波动。例如，在考虑购房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失业风险，以及因失业而失去偿还房贷能力的风险，而这些风险都将比过去更大。
▲斯蒂芬·波洛兹。受访者供图
未来越不确定，我们在做日常决策时承担的风险就越大。面对不确定性，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斯蒂芬·波洛兹谈到，他在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期间，养成了诚实面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习惯，而不是依赖经济模型和统计数据，这一点在经济受到重大干扰时尤其重要。
他在采访中表示，依然对未来抱有乐观的预期，经济会表现出一定的韧性。
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可能并不总是重演，但它常常押韵。斯蒂芬·波洛兹谈到要重视技术变革、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加剧等“构造力”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交织及对经济基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提醒，无论是企业和个人都要做好计划，并准备好额外的现金，保持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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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驱动效率提升，
就业市场的波动性和复杂性将增加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在新书《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中提到，全球经济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能否详细阐述一下你认为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哪些方面？
斯蒂芬·波洛兹：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将面临不确定性，技术变革、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加剧等“构造力”将对经济产生重大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变革。技术变革会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例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力，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这些重大技术的出现对世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加剧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两个主要因素。技术进步使得一些工人面临失业，而全球化的贸易模式和供应链优化也减少了某些地区工作对工人的需求。这些不平等导致了政治紧张和地缘政治紧张。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如何看待技术变革、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加剧等“构造力”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交织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影响？
斯蒂芬·波洛兹：技术变革、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加剧等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值得我们重视。在人口老龄化方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力市场将会紧张，而且在未来10到15年这个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人口老龄化将与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由于人工智能驱动效率提升，就业市场的波动性和复杂性将增加。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认为当前的经济不确定性是否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这种波动对各国央行政策制定带来了哪些挑战？
斯蒂芬·波洛兹：中央银行的业务具有复杂性，中央银行出政策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试机器工程。很多人认为中央银行就应该像机械工程师一样，在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想要阻止时，调整一下机器就能解决。例如有人希望当通货膨胀上升时，中央银行简单调整一下机器，使通货膨胀回到目标水平。但事实不是这样，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不断评估各种风险，包括通货膨胀、经济风险、失业率等，并从中取得平衡。
所以更应该把中央银行看作一个天气预报员，今天下雨的可能性有50%，那么应该带上雨伞吗？答案是应该带上伞，因为即使有10% 的风险，也需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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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框架应该足够灵活，
让企业能够做它们最擅长的事情
新京报贝壳财经：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你认为这些技术将如何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斯蒂芬·波洛兹：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预示着全球化和生产力的新时代，可能重塑全球经济，并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不可预见的挑战，包括通缩压力和对经济增长的统计低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工业革命使世界生产力大幅提高，这也意味着它将成为未来通货紧缩的来源。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将成为政策制定的难点所在。同时，所有公司都在拥抱技术，部署人工智能，这将产生更高的生产力，使得统计学家很难去精准测量统计，各国央行的政策制定也迎来挑战。
▲斯蒂芬·波洛兹认为未来越不确定，人们在做日常决策时承担的风险就越大。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贝壳财经：如何看待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这对全球经济转型有什么意义？
斯蒂芬·波洛兹：中国的企业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适应性的一批企业。它们将越来越多地接受各种新兴技术，当中国经济强大时，每个人都会受益。我认为，政策框架应该足够灵活，让企业能够做它们最擅长的事情，即创造价值、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任何企业都想要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应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经济安全等问题的关系？
斯蒂芬·波洛兹：工业革命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允许收入不平等加剧。今天，我们仍在应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发生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政治紧张局势和政治两极分化。很多人觉得他们已经被技术淘汰并失去了工作。
有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在未来做得更好。数以万计的人因为技术进步而失去工作。我认为公司有义务关注员工，引导员工学习，找到办法以便这些员工留在公司并为公司创造价值，确保每个人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政策制定者也应该为公司、员工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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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额外的现金，
灵活性是在执行计划中最重要的东西
新京报贝壳财经：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斯蒂芬·波洛兹：过去50年，世界经济增长受到二战后婴儿潮的推动。现在我们正在回归正常，正常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在历史长河中，过去的50年不算什么，只能算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历史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这不是我们可以短期修复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的是促进增长，以一种对人们有益的方式拥抱技术，而不是选择加剧不平等。正如那些不理解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在本次工业革命中我们要吸取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教训，并在前进中做得更好。真正促进新技术的产生和部署，并进行大量的投资和研发投入以提高全球经济的增长率。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在书中谈到要理解不确定性，那么，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如何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以应对外部挑战并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斯蒂芬·波洛兹：我认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是公司，而不是政府。当然，政府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内外部环境。例如数字化时代，政府为企业保证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应该确保每个人都能受益，允许公司在所在领域进行最大化的创新和行动。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全球格局下，中加两国应如何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斯蒂芬·波洛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就像我们与同事、邻居去相处一样，通过相互理解、经常交流，帮助理解彼此的问题，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新京报贝壳财经：对于各国政府、企业和个人来说，你有哪些建议以应对这些挑战并抓住未来发展的机遇？
斯蒂芬·波洛兹：制订计划、试图坚持这个计划，尽管计划将会改变。
这就像足球比赛或曲棍球比赛中的计划一样，可能计划永远不会奏效。但你必须准备好随时采纳这个计划，这是良好的风险管理实践。各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保持更多的选择余地。保留额外的现金，可以帮助你在公司出现负面后果时及时处理，或者在机会出现时帮助你抓住机会。但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灵活性，灵活性是在执行计划中最重要的东西。
波动本身是极具挑战的。无论是各国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要决定自己可以承担多少债务，多少风险。一个人可能会失去工作超过五年，也有可能离职后火速找到新工作，这都需要提前去考虑。各国政府、各家公司可以通过建立一个良好的安全网来减少风险以应对不确定性，而每个家庭则需要考虑好自己所能承担的一切。
值班编辑 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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