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篇评论值得一读，作者是奥克兰大学城市规划讲师Elham Bahmanteymouri博士，以及奥克兰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Mohsen Mohammadzadeh博士，原题《短期思维限制着新西兰地区发展》——
新西兰被归类为第一世界国家，但是，新西兰一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中国家相似。
像奥克兰这样的大城市，经历过了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繁荣，超过一半的新西兰人口居住在这些大城市。新西兰大城市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5%以上，占就业大约60%。
而作为对比，像Northland（北地区）这样的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缓慢、普遍贫困、人口下降、短缺熟练和受教育的工人，当地青年人都在迁往大城市。
2020年，西海岸（West Coast区）对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小，仅为0.6%，略低于吉斯伯恩（Gisborne）的0.7%。
惠灵顿的平均家庭收入比马纳瓦图-旺加努伊地区（Manawatu-Wanganui）整整高出30,600纽币。
这种地区差距不是地理位置的必然结果，而往往是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
我们对新西兰政府的地区发展政策进行研究，然后分出来三个时期：新自由主义改革前（pre-neoliberal reform），改革后直至2017年，以及2017年后到现在。
新西兰的地理特点确实意味着一些地区，如西海岸，比其他地区更为偏远。
但从殖民历史看，殖民史在新西兰各地资源和机会不均匀分配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新西兰的规划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的规划实践的影响，而英国当然是另一个国家。
二战之后，新西兰各届政府都采取一些政策，试图降低全国失业率和贫困率。
战后，按照西方社会鼓励政府干预管理整体经济活动水平的凯恩斯经济模式，新西兰政府实施了以国家为基础的计划，通过支持贫困地区的工业和经济发展，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和活动。
政府支持和补贴地方上的的私营部门产业，如采矿，并通过对国有采矿、林业和农业的直接投资和运营，以及提供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来在地区的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
然而，这些措施未能减轻不均衡的地区发展，因为它们通常伴随着重大成本，以及不同政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政治利益。
到了1984年，罗杰经济学(Rogernomics)显著改变了政府在资源分配和资助发展项目方面的角色，特别是在地区。
进入罗杰经济时代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侧重于鼓励各地区之间的竞争，市场驱动下的经济政策，改为将地区竞争优势放在首位。
竞争优势指的是地区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和能力，使其能够超越竞争对手的地区。
这是为了吸引本地和国际的私人投资，而对西海岸等地区的缺乏投资，导致了工作机会、服务质量和产业的显著下降。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受托尼·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和经合组织（OECD）的“地方经济和就业发展”政策影响，新西兰政府采用了一种根植于“新区域主义”的地区经济发展方法。
这种方法包括了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全面的政府整体战略的协调，以及对所有地区的公平对待。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地区项目和发展中主要起到了促进者的作用。政府没有通过直接投资来提供基础设施和发展。
直接对地方投资，是201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的事情。
2017年大选后，地区（直接）投资成为工党联合政府的主要政策，这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
联合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地区经济发展部和一个独立咨询小组（IAP）。此外，每年为“省级增长基金”（PGF）拨款10亿纽币。
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共投资了新西兰23亿纽币，创造了8416个工作岗位。
新西兰优先党的基本盘Northland获得了PGF最大的份额
然而，PGF的分配是不均匀的。例如，Northland从PGF获得了5.27亿，几乎是得到拨款排第二（Bay of Plenty）和排第三（Gisborne）区域的两倍。
2020年选举之后，地区经济发展部被解散，新政府继续基于之前存在的“省级发展部”（PDU）进行地区投资，后来在2021年更名为“Kānoa”，成为经济、创新和就业部的一个部门。
由于被视为存在利益冲突，PGF的实施引发了长久的争议和批评。
经过对新西兰地区发展政策的调查，我们的结论是，这些政策往往是短期的，容易受到政府的短期任期、党派议程以及当时盛行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因此，这些政策经常存在矛盾，最终未能有效满足地区的需求。
如何有效缩短地区差距并持续保持呢？
我们提出一个新框架，将我们称之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相结合。
这会涉及制定国家长期愿景，即“普遍”，以及基于特定和独特地区需求的“特殊”的地区基础倡议。
国家愿景是必要的，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地区发展方法。这种方法（将“普遍”与“特殊”相结合）已被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等成功采用。他们利用国家计划/愿景有效引导他们的地区发展战略。
我们提出的框架进一步包括了特定地区的发展政策，根据每个地区的独特特征、需求和优势来定制。这种方法确保既紧密围绕着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愿景，又考虑到当地的因素——这样才可以超越由当前政治周期和相应的主导意识形态变化所导致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