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全体大会二：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应对全球经济复苏挑战”引发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4月的最新展望中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为3.2%，但经济增长并没有在所有国家平均分布，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欠佳，全球处于非常分化的局面。政策协调就是应对这一问题的关键方面。
会议集聚了全球政策界和中央银行决策界重要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行长谢啇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任古兰沙（Pierre-Olivier Gourinchas）；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贺凯思（Christopher Hayward）；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橡树资本联席创始人及联席董事长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所增强
过去两年，美联储激进加息超500个基点（BP）将政策利率提高至5.25%~5.5%的水平。历来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都将面临严重的汇率贬值、资本外流挑战。不过近几年以来，新兴市场的韧性明显增强。
谢啇真表示，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增强，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比较可信的政策框架已经建立，新兴市场国家有更加稳定的财政政策和更强的监管，对金融市场有更好的管理，并且本地货币市场更加发达；其次，市场和央行之间进行了透明清晰的沟通，市场对于央行的政策能够进行正常反应和充分理解；IMF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组织了很多有深度的讨论，使得各国央行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同业的想法。
对于国际流动性措施的重要性，谢啇真表示，IMF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安全网，中国和很多国家有双边货币互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都助推形成更加稳定的货币体系。他强调，一个强劲有力的政策框架、国家经济基本面、清晰的央行沟通以及央行之间密切的合作，都是国际流动性的强有力保障。
古兰沙指出，更强的可信度和更好的框架使得各国能够更加依靠汇率及其稳定性，不再被迫跟随美联储的加息步伐，各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定制政策。这种灵活性尤其体现在一些亚洲国家，有助于稳定通胀。尽管全球面临能源危机，但各国情况不同，通胀控制需求也不同。
IMF的研究显示，疫情暴露了财政缓冲的重要性，许多国家的财政缓冲被破坏，重建难度大且有阻力。此外，生产率增长预期不佳，虽然AI可能带来希望，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当前生产率增长在下降，这是未来的担忧。此外，在全球协调方面，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各国采取内向型政策，影响了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这包括工业政策、贸易政策和补贴政策的内向化倾向，是当前的主要挑战。
贺凯思则强调了国际合作和协调的重要性。例如，英国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平台和机制，如G20、IMF、国际清算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他对IMF于6月19日宣布在上海设立新的区域中心表示欢迎，并认为国际组织和政策领导人可以通过提高协调、加强信息沟通、推动包容性和增加透明性来做更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为开放经济体，扮演融通中外资本的重要角色，特别注意利率环境导致的资金流变化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许正宇表示，保持金融稳定的关键是联系汇率制度，该制度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通过自动利率调节机制，让港元汇率和利率与美元相关联；在金融监管方面，香港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远高于国际要求，确保资金自由流动并管控金融风险。
未来海外利率很难回到低位
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否认了继续加息的可能性，但降息预期则一降再降，顽固的通胀仍是一大挑战。在马克斯看来，未来5至10年内，美国基准利率不太可能再次回到0～2%的水平，除非在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需要紧急纾困，否则高度刺激性的利率政策将不再是美联储的首选方案。这是他自2021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这也将使得全球经济面临一个范式转换。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正经历各自的经济周期，展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去年年底，市场部分预测美联储将于2024年实施6次降息。然而，马克斯始终认为，相较于通过降息以满足市场期待，美联储目前更应将注意力集中于战胜通胀，而这显然也是美联储要做的。
中国正处于低通胀和低利率的经济环境中，马克斯认为，这种环境为实施刺激经济的政策提供了空间。这意味着中国拥有更多样化的政策工具选择，并可借此提振经济，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同时，他强调，各国的增长速度和增长预期不尽相同。例如，美国对于2%~3%的GDP增长率已颇为满意，而中国的GDP增长目标则达5%。“我认为，基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所处周期阶段、政策实施空间、经济增长目标等差异，全球货币政策并不需要保持一致，也无法实现一致。”
面对海外高利率，亚洲市场也迎来特殊的发展机遇。许正宇表示，离岸人民币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潜力，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由于美元利率走高，以人民币发债有成本优势，推动了离岸人民币债券在香港的发行，去年发行人民币债券接近5000亿元人民币，比前年增长近90%。
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投资者对浮动利率和灵活条款的产品（如私人信贷）更感兴趣。香港希望发展成为更加完备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抓住这些产品的潜在发展机遇，同时了解这些产品与传统银行面临的风险不同。
AI有助提升生产率但需思考如何监管
在疫情过后，面对更高的利率环境，如何重振经济增长是各国最关注的问题。人工智能（AI）的浪潮近两年越发汹涌澎湃，各界也认为AI未来将有助于提升生产率，但也需要思考如何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6月19日，纳斯达克连续七个交易日创新高，“AI之王”英伟达上涨3.5%，收盘以3.34万亿美元的市值超越微软，成为美国以及全球最大上市公司，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科技股和大盘近期的上涨。
谢啇真对AI相对乐观。他表示，在某些特定应用中，AI有望提高生产率。例如，Copilot可以在金融机构、客户关系管理、市场营销和内部数据汇报等方面提高生产率。尽管技术发展迅速，具体影响尚不明确，但他对生产率提升持乐观态度。
皮萨里德斯表示，每个关于AI的预测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许多人认为AI会取代工作，实际上，AI在创造就业机会。先进经济体缺乏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工作岗位。美国和欧洲约80%的就业和生产都在服务业中，而服务业依赖良好的沟通技能，这些是AI难以取代的。
他认为，每个国家需要不同的技术来实现增长。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消费，而不是依赖AI来增加生产力。相反，应鼓励消费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这是西方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他强调，我们应该关注人类福祉，让AI机器人承担枯燥的工作，例如搬运重物。目前，AI主要帮助富人变得更富有，但它应该被用来提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
贺凯思认为，AI还是一个未知数，尽管AI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监管。
“AI是没有国界的，怎么在全球进行AI方面的合作？AI可能是一股向善的力量，也可能是带来危险的力量。我们要从这两个角度看AI，而不只是陶醉在AI会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想象中。”贺凯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