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证券发布研报认为，与美国相比，欧盟处理贸易争端通常更基于利益考量，特别是附加了产业发展和就业的焦虑，从历史来看更容易在后续达成协议。历史上欧美以及欧日之间的贸易争端往往最终以达成协议的方式缓和平息，但需要一定时间的博弈。此外，欧盟关税壁垒仅针对出口而非出海，且企业出海欧盟，与欧盟在贸易平衡、“去风险”、产业和就业焦虑等方面的诉求较为契合，面临政策扰动的概率相对较低。
第十届欧洲议会选举落下帷幕，在政治思潮上整体右倾趋势明显。部分欧美政客近期亦频繁渲染中国“产能过剩威胁论”，且与欧盟近年来强调对华所谓“去风险”的思路逐步融合。随着中欧之间在关键产业竞争性的增强，近期欧盟方面在部分行业推出的贸易保护动作也尤为频繁。我们回顾了历史经验，观察欧盟与其贸易伙伴之间贸易争端的规律。
第一，欧盟的贸易争端思维与美国有何区别?
美国在处理贸易争端中通常基于国家安全或国家战略考量，附加非经济因素考虑，零和博弈思维突出;相比之下，欧盟通常更加基于利益考量，特别是附加了产业发展和就业的焦虑，从历史来看更容易在后续达成协议。例如，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更多是为了打造美国优先的形象，反映中美博弈的倾向，即使伤害美国经济，也要祭出关税大棒;拜登亦未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反而在2024年5月进一步在电动汽车及其电池、芯片和医疗产品等战略性领域加码，主打“国家安全”旗号，并试图撬动选情不利的摇摆州票仓。然而，中欧与中美经贸关系不可直接类比，相较于美国在大选年内以“国家安全”为名、以选战为实的关税动作，欧盟更加关注在长期加强内部的供应链韧性，降低关键产业链的对外依赖，以产业发展的现实利益为决策出发点，因此也具备更多回旋的余地。
第二，历史上欧盟与日本和美国发生过哪些标志性的贸易争端?
欧日之间的标志性事件为汽车贸易争端;欧美之间则包括航空补贴、钢铝关税以及数字税等争端。回顾历史，欧日之间的贸易争端，主要围绕汽车行业展开。1983年，因欧方焦虑与日本贸易不平衡问题，法国首先提高市场准入限制，而后上升为欧委会层面要求日方实行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 VER)，并要求日本降低其本国汽车市场的进入壁垒。在此过程中，欧方在贸易争端中的诉求主要为保护本土产业发展，支持就业，而非单纯赢得政治支持。欧美之间的争端主要在制造业与科技行业展开。航空补贴案方面，美国于2004年向WTO提起诉讼，称空中客车利用欧盟提供的非法补贴不正当抢占市场份额，欧盟于2005年提出反诉，指控美国同样对波音提供非法补贴;钢铝关税争端方面，美国迫于国内钢铁行业困境和工会的政治压力，在2018年3月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同年6月，欧盟“以税制税”，对总价值约28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数字税争端方面，在2018年欧盟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s Tax，DST)提案的背景下，因欧盟各成员国未能达成一致，2019年法国财政部决定对在法国营业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全球营业额超过7.5亿欧元的互联网企业，征收占营业额3%的数字税，此举意在解决美国科技公司利用国际税法的漏洞，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避税的问题。
第三，上述历史上的贸易争端是否有谈判与回旋的空间?
历史上欧美以及欧日之间的贸易争端往往最终以达成协议的方式缓和平息，但需要一定时间的博弈。在欧日汽车贸易争端中，1986年，日本汽车制造厂商被迫接受欧委会VER条件;1991年，欧共体承诺不再对日本汽车实施进口限制措施;1994年，VER被完全废除，欧日汽车贸易走向自由化;90年代末，日本承诺降低技术标准并简化认证程序，降低市场准入障碍。在欧美航空补贴争端中，WTO于2018年和2019年先后认定欧盟和美国存在非法补贴行为，授权互相征收关税。2021年，美国和欧盟达成休战协议，决定在五年以内暂停征收与波音-空客争端相关的关税，承诺不向各自的制造商提供税收优惠等支持，并同意通过开放透明的程序提供研发资金。在欧美钢铝关税争端中，美国曾给予欧盟临时豁免，然而欧盟不肯让步，关税落地。随后，欧美形成避免钢铝关税进一步升级的共识。2021年，美国和欧盟达成协议，要求在双边关税配额(Tariff rate quotas, TRQs)内，对从欧盟进口的钢铁和铝免收关税，而该配额由“历史规律”决定。在欧美数字税争端中，2021年，美国宣布对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价值2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报复性关税。在OECD促进达成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的基础上，欧洲各国同意暂停和取消单边数字服务税，美国则同意撤回报复性关税。
第四，企业出海欧盟是否会面临潜在的政策扰动?
欧盟关税壁垒仅针对出口而非出海，且企业出海欧盟，与欧盟在贸易平衡、“去风险”、产业和就业焦虑等方面的诉求较为契合，面临政策扰动的概率相对较低。关税壁垒仅针对商品出口，但并不影响企业出海后在欧盟本地的生产，考虑到贸易争端背后的战略诉求，企业出海是否面临潜在的政策扰动同样值得关注。结合历史与现状，欧盟的贸易争端往往有贸易平衡、“去风险”、产业和就业焦虑等考量，而企业出海与这些诉求具备契合度。首先，对贸易平衡而言，企业出海欧盟后在整体意义上已不构成进出口，直接减少了欧盟的贸易逆差。其次，对“去风险”而言，其强调产业链的分散性与可控性，企业出海欧盟后可满足欧盟对产业分散与可控的需要。最后，对产业和就业焦虑而言，企业出海欧盟后也往往与当地产业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交集以及技术合作关系，可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与就业稳定。因此，从自上而下的政策角度看，企业出海欧盟面临政策扰动的概率相对较低。
风险因素：
地缘政治形势超预期恶化;欧洲经济基本面超预期恶化;欧洲能源问题恶化;中欧经贸关系超预期恶化;欧盟贸易保护政策超预期加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