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二彪
6月4日，日本政府宣布将东京都、大阪府和大阪市、福冈县和福冈市、北海道和札幌市等四地区指定为“金融与资产运用特区”（以下简称四大金融特区），引起日本国内外高度关注。
创设四大金融特区是日本“资产运用立国”的重要一环。2021年岸田执政后，曾推出重视分配和劳动的日本型新资本主义构想。但是，自2013年日本实施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后，年均经济增长率虽然从之前20年的零增长前后提高到1%前后，但增长依然乏力。在财富蛋糕并没明显做大的状况下，试图把经济政策重点从增长转为分配，立即引起国内质疑。同时，该构想的偏左姿态也引起国际资本集团的戒备。因此，该构想出台后，东京股市曾经历数日暴跌的洗礼。来自资本市场的当头棒喝，加上年年上升的社会保障支出（已接近财政总支出的4成），促使岸田内阁迅速将基本经济政策修正为“增长和分配兼顾、实现增长和分配好循环”。同时，岸田还亲自去伦敦和纽约宣讲日本投资机会，欢迎海外投资者投资日本。这些对资本友好的反省举动赢得了金融市场好感，之后，日本股价不断攀升，成为岸田内阁政绩的最大亮点之一。
创设四大金融特区是日本“资产运用立国”的重要一环。
在资本市场鼓舞下，2023年12月日本推出了“资产运用立国实现计划”，旨在通过促进日本巨额个人金融资产投资于成长企业、并将投资收益回报个人的循环模式，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该计划中，改革资产运用业是一大重点，其目标是促进国内外有竞争力的金融企业进入资产运用业，改变日本虽有世界第三的巨额个人金融资产（2141万亿日元，2023年末）但收益低微的尴尬状况。日本的传统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依赖存贷利差的营利模式，缺乏拥有超一流人才的美欧跨国投资银行的资金运用能力。在零利率金融政策背景下，不仅给储户的回报少得可怜，而且安于求稳，对支援成长企业、培育高新产业的贡献也非常有限。为了提升日本金融机构的资产运用收益力，创设四大金融特区被视为十分重要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30年前，东京曾与纽约、伦敦并称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城市。但1990年代初日本资产市场的泡沫破裂后，东京的金融中心地位被香港、新加坡超越。2012年安倍执政后，东京的金融业逐步恢复繁荣，但随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上海、北京的金融地位逐步逼近或超过东京。然而柳暗花明，近年在中美对立以及西方多国试图与中脱钩的大背景下，香港的外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才外流，上海、北京的金融发展前景也蒙上阴影。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给东京等日本主要城市的金融发展带来意外的机会。这也是日本创设4大金融特区的重要背景之一。
与以往日本政府的金融振兴构想相比，这次的四大金融特区战略有以下不同之处。
（1）以往主要着目于提高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次将东京和其他3个重要城市以及所在地区一起指定为特区。同时，这次的特区战略中包含了许多新的要素：比如成长产业的培育、地方经济的振兴、资产运用业的扩大和高度化、个人投资的促进等。
（2）4大特区将因地制宜地展开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各特区的发展目标如下：
东京都：进一步完善作为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环境，推动日本和亚洲的可持续金融和产业的创新发展。
大阪府・大阪市：积极吸引海外投资，利用本地区产官学合作优势和包容的文化个性，推动创新创业。
北海道・札幌市：作为日本最具潜力的再生能源供给基地，集中GX（绿色转型）相关的资金、人才和信息资源，构建GX领域的国际金融中心。
福冈县・福冈市：作为日本与亚洲交流的门户，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加强金融功能，促进特区内以及所在的九州地区的创新、创业。
（3）各特区的地方政府将通过一系列特别措施来支持金融资产运用业，包括用英语支持企业的注册开业手续、新设面向外国投资者的长期居留身份等。此外，对特区的资产运用从业者和投资者，各地将减免其地方税（住民税等），并向新设企业提供补助金。
四大金融特区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对照国际主要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日本尚需解决以下课题。
（1）特区政策能否设计得足够“特”又能被当地社会接受。日本政府允许四大特区向资产运用从业者和投资者提供地方税减免等优惠优遇，并将提供面向海外投资者的长期在留身份。但是，如何设计既对外来者有魅力、又能被本地住民接受的优惠税制？海外投资者在留身份的门槛（投资领域、投资额）如何设定？在一个民主社会，其决定并非易事。另外，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国税）远高于港、新等亚洲竞争对手，一向令高收入国际金融从业者望而生畏。特区内个人所得税制度方面是否有可能改革？令人关注。
（2）是否能尽快改善各特区的语言环境。资产运用业务和相关行政事务所用语言的英文化、适合子女就读的国际学校的充实等问题颇受跨国金融机构人士和海外投资者重视。
（3）特区内以及日本国内是否能培育一批成长企业并推动日本的产业结构更新和经济增长。如果在AI（人工智能）等新领域的成长企业增多、日本经济走强，国民能在资产运用市场得到满意的投资回报，那么个人的风险偏好也会增强，巨额个人金融资产中的相当大部分会逐步转移到对新产业的成长有直接贡献、回报率高的资产运用市场，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期待的“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
（作者为 日本 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