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联合早报 杨丹旭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最近先后在不同场合，谈到拜登政府对华关税政策，两人的意见相左。
美国耶鲁大学讲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上周在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时直言，中国在生产非碳替代能源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而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世界迫切需要这些产品，对中国采取保护主义立场，“可能是历史性错误”。他担心，“拜登正在进一步深陷一场对华贸易的新‘永久战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星期一（6月3日）在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则为美国的贸易政策站台，指责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缺乏现实主义思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他认为，世界无法消化，也不会接受中国想要出口的一切。
克鲁格曼是“中国冲击论”（China shock）的主张者之一，他近期也不止一次对中国因国内经济问题，对外输出产品提出批评。
上个月，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做好准备，第二次“中国冲击”来了》的评论，提出的观点是中国领导人似乎不愿意增加消费需求，剩下唯一的出路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把中国生产但不能或不愿意消费的东西倾销到其他国家。
他认为，拜登政府最新的对华关税政策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即中国不能把自身政策失败的结果，推给其他国家。
“中国冲击”并不是第一次在美国引发担忧。美国在2000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地位，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中国也从那时起，成为“世界工厂”，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
不过，大量中国产品出口随后引发担忧，美国指这掏空了当地的制造业，加剧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抵制。有美国学者曾指出，大量中国商品涌入，导致美国在本世纪初失去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
随着中国在产业链上向上攀升，出口的产品从玩具、家具、纺织品等低端产品，逐步转向新能源汽车、电池、太阳能板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度更高的先进产品。这些产品来自原先由发达国家企业称霸的行业，中国产品进入国际贸易场后搅动波澜，使得新一轮“中国冲击论”四起，美欧相继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因为对“中国冲击”的担忧而实施关税壁垒的做法，与传统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比较优势是矛盾的，对中国并不公平。
一方面，一个国家因为国内供大于求而出口某一种产品，就被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产能过剩”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存在各自生产效率和价格优势，通过贸易进行互补，能做大全球蛋糕，采取贸易壁垒阻碍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则与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精神背道而驰。
要说中国的生产效率和价格优势来自于政府补贴，恐怕也不完全站得住脚。需要看到的是，产业政策下的政府补贴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在内部激烈竞争下存活下来的中国企业，自带的拼劲和饥渴却是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但反过来说，西方对“中国冲击”的恐惧也并不让人意外。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今年1月在一场论坛上曾开玩笑说，中国企业“卷完国内同行，卷国际同行，做一个行业就迅速地把价格干到脚脖子……这样想想，有时候是不是也不太好”。这样说是白话，但美欧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批评，最核心的担忧就是中国逐步在价值链上攀升，动到了长期以来都属于欧美企业和欧美国家的“奶酪”。
令警惕心和自我保护意识加剧的，是双方在意识形态上越走越远。尤其是过去10多年，西方对于中国会进一步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主流价值观靠拢的期待越来越低、甚至可以说已然从这个一厢情愿的想象中醒悟，西方国家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要走的并非西方曾经想象的与西方趋同的道路，而是与之竞争的道路。
虽然在关税政策上看法不一，但罗奇和克鲁格曼都对中国经济前景透出了同样的不乐观。
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大友好”的罗奇，今年年初离开北京后告诉媒体，他在这趟北京行中，观察到当地企业家和学生的情绪低落，没有看到此前那么多年到访北京时他所熟悉的那种活力；当下的氛围，“最多是一种沮丧的认命”。克鲁格曼则感慨，中国领导人不是通过政府支出来支持消费需求，而是支持生产，令人感到奇怪。
对于“中国冲击论”以及美欧的保护主义，恐怕中国能做的并不多，不过要走出眼前的经济困境，相信主动权还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