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自从2018年初爆发经济争端迄今，即将届满六年，此一期间双方纠葛并未因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转为缓和，反而从关税战更进一步延伸至科技战、金融战、资源战。虽许多经济学者、战略专家始终将其症结归纳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甚至以稍早之前华为公布新款手机之后认为是两国战略胜负的观察焦点；但午夜梦回，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探索，这些论述令人感觉我们的思维似乎是陷入歧路。
亦即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朝向更高度的生产力、更先进的技术性过程来看，美国在面对中美两国经济争端上，采取“逆道”而行战略，严重干扰人类文明的前进与发展，其实其来有自。回顾二次战后以来美国在产业布局上，乃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透过“比较利益”将其产业分散到全球许多国家形塑全球供应链，进而借此不断累积市场利益。此一生产链模式，我们从二次战后东亚日本开始，接着依据“雁行理论(Geese Theory)”延伸亚太四条小龙，1980年代之后再发展至中国，更进一步扩散至东协各国的脉络，可以发现其端倪。
美国透过资本主义形塑全球产业结构
换句话说，这个以东亚为主体所形塑的全球产业结构，在基本架构上是美国透过“资本主义”体系形塑来的结果，其所聚焦的战略方向，并非仅有充沛的劳工、低廉的土地成本、宽松的环保法令等生产要素之取得，而是包括具有成长潜力的新兴市场之依赖，让美国可以主导全球经济资源的配置。不过，在此我们检视此一发展过程却又发现，19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并未完全遵循美国所精心规划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崛起、社会运动、民主政治改革等路径，而是依据其国情实际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加上中国经济体量即为庞大，使得美国更加难以主导其整体发展型态。
果不其然，中国推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崛起，经济体量高度增长至仅次于美国，除了让中美两国的经济竞争日益加剧之外，更是因地缘政治不断升温，而造成双方军事紧张，导致美国无不想方设法对抗中国快速崛起，以维持其主导全球的地位。在这股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尽管许多经济学者、战略专家担忧中美两国可能沦落“修昔底德陷阱”；然而部分学者专家则是有不同的观察认为，目前美国正面对着两党分歧加剧，加上政府运作暂停风险升温等问题，此时需要形塑共同敌人借此凝聚国内团结，中国无疑是最好之目标，而且此一趋势恐将日益明显，甚至持续更长时间。这些现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想方设法对抗中国快速崛起
其一，先从经济竞争领域来说，虽美国民众享受大量便宜来自中国产品输入好处，但在大量进口的同时，却又造成许多劳工失业。再者，美国认为中国透过国源主导模式补助特定产业，让美国与其他的外企沦为不利竞争地位。此外，近年以来中国积极对外投资，更是引发美国对国安的疑虑，甚至长期指控中国窃取技术或施压美企转移技术，借此达成“弯道超车”。这些现象，无疑让中美两国经济的未来充满着挑战，尤其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的政策思维，虽在表面上采取合作的想法，但其背后则是选择更加果决对抗之态度。
其二，再就科技竞争方面而言，近年以来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突飞猛进，加上全球科技发展日益分化，尤其是标准与规范的分歧，包括中国技术逐渐脱离美国与西方国家所订定的规格等，例如华为公司因西方制裁而转为自主研发技术，无疑引发美国对经济竞争与国安恐受影响的担忧。因此，美国政府从10月起再度提出制裁，包括禁止美企迳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软体与相关制造设备，这些措施势必限制中国取得人工智慧(AI)发展所需要的关键零件。很显然地，中美科技大战已经进入另一阶段。
毋庸置疑，中国透过改革开放所累积的经济基础，加上明清以来既有市场经济传统，快速发展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之“市场经济”；同时，凭藉其大量人口作为基础，配合电子资讯科技发展创造新兴网络经济，例如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亦即网络所带来的变化，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前所未有动能，尤其让农村的经济获致活络机遇，包括偏乡地区经济更是因宣传与行销而取得动力及利益。也就是说，中国利用这个庞大体量的民间经济为基础，进而发展高端科技产业。此一有别于遵循“雁行理论”之经济发展模式，最后引发美国对中掀起经济争端，从起初关税战，更进一步延伸至科技战，试图干扰中国高端科技发展，其中华为更是在突围美国制裁下，成功发表5G新机典范。
合作共赢是中美经济的唯一选项
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角度，科技是全体人类共享的文明结果，亦即谁能取得更好科技，厚植技术，提高制造能力，在获致利益的同时，其实是为人类文明创造更多福祉，谁都无法阻止。不过，美国并未选择利用科技进步作为基础，达成维护其高端科技领先地位，而是采取逆道而行干扰人类文明进步行为，包括经济制裁、人身逮捕、司法诉讼、阻止关键零件销售等非属经济手段，干扰中国科技进步，借此持续主导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独占利益。
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美国错估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甚至忽略中国潜在之决心。虽美国希望让中国退回世界加工及制造出口的地位，但却又让中国产生国家自立与生存之危机，进而到逼让中国再度召唤“五四运动”以来“救亡图存”的民族自尊意识型态。很显然地，中美两国这场经济纠葛没有历经10年、或是需要更长时间，恐将难以获致结果；但是，从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规律加以检视，却又逐渐显示其最后可能格局。因此，我们认为中美经济纠葛未来唯一可能选项，乃是“合作共赢”，若双方不此之图，则一切终将徒劳，甚至让全球面对更多之风险。
（文 ︱戴肇洋）
（原文刊登于2023年10月16日出版的《经济导报》，总35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