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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今日语录
（2024年5月16日）
人类行为有个极重要的法则，如果我们遵从这个法则，大概不会惹来什么麻烦；事实上，如果我们遵守这个原则，便可以得到许多友谊和永恒的欢乐。但是如果我们破坏了这个法则，就难免后患无穷。这个法则就是：时时让别人感到重要。
——〔美〕戴尔·卡耐基著《人性的弱点》
0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成因
作者/任徵淼
第13期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班学员
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4年5月15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
编者按：本文系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第13期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班“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实践专题”专题学员阶段学习与实践的思考。
自19世纪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就一直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先后在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发展战略，实行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新发展主义等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历经200多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却始终未能迈进发达国家行列，呈现出“有发展，无增长”的特征。
回顾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拉美国家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且都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就。但无论是哪种发展模式，在短暂的繁华后都出现了问题，当危机发生后，拉美国家通常会选择180度“大转弯”式来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即后一种模式往往是对前一种模式的否定和政策上的大转向，最终使得拉美的经济整体呈现出“钟摆式”发展特征。
拉美国家“钟摆式”的经济发展，既有其内部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更离不开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制约。从拉丁美洲的内部来看，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是“理论先行”，缺乏即时的反馈与调整，所以随着每种发展模式的长期推行，往往会出现体制的僵化与政策的极端性推行，最终导致问题积重难返，模式彻底崩溃。
从外部因素来看，拉美国家始终处于对其他资本主义强国“依附”的阴影之下。在西葡、英法等欧洲国家、美国的接连操纵与干涉下，拉美国家始终难逃被“攫取”的命运，其自身的经济发展难以保持完全的独立性。
19世纪初期，拉美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但独立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三百年来殖民统治带来的政治专治、经济结构单一和社会阶级结构等级森严的现象，而是继承和保留这些殖民“遗产”。拉丁美洲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然而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剥削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基础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因此拉丁美洲国家只能继续利用本地区的比较优势，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来加快资本积累进程。
在拉美国家独立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成为了他们的重要选择，这既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也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优策略。独立后，拉美国家在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上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国际经济体系。
当时，随着英国等工业化国家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们急需从海外获取原材料和农产品，以支持其工业发展，并寻找市场出售其工业产品。因此，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如矿产和农产品，成为了这些工业化国家的重要需求。这促使拉美国家大量出口这些产品，并进口欧美的工业制成品，从而逐渐形成了初级产品出口型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为拉美国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从1870年到1929年，拉美地区的GDP和人均GDP增长率一直高于西欧大国，成为了仅次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然而，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对拉美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欧美对食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急剧下降，导致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大幅减少。
为了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拉美经委会提出了内向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旨在通过国产制成品取代进口品来实现工业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多数拉美国家实施了这一战略，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巴西和墨西哥，保持了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被誉为创造了经济“奇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由于过分强调进口替代，导致国民经济的内向性日益严重，出口部门活力减弱。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的长期保护，工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这些因素导致拉美国家的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张，国内积累率偏低，使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过度依赖于外国资本。1973年的国际石油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困境。随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拉美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受欧美国家滞胀影响，紧缩货币政策使得利率水平显著上升，拉美国家偿付外债成本骤增。与此同时，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下跌，导致拉美主要债务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从而触发了债务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拉美国家在随后的近十年里，经历了艰苦的债务谈判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采纳了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方案，进行了深度的经济结构调整，从原先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转向更为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模式。
这种转变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部看，原有的经济模式已暴露出诸多弊端，导致经济增长乏力，这成为推动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模式转换的内在动力。而1982年爆发的债务危机，更是成为推动这一转型的催化剂。从外部环境来看，乌拉圭回合减税谈判的推进，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更为开放和自由的框架，这也为拉美国家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转型之路并非坦途。在90年代，尽管拉美国家的贸易增长超过了产值增长，经济有所恢复，但主要经济体仍不时爆发金融危机，给整个地区带来不小的冲击。进入21世纪后，拉美经济虽然曾一度受到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提振，但随后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让该地区经济陷入困境。尽管近年来有所恢复，但整体发展趋势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未来走向依然难以预料。
每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拉美国家实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具有其历史必然性。拉丁美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民族独立后只能继续利用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来促进资本积累，这是拉美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拉美国家的独立革命是在封建制度大量残余，资本主义发育不足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民族独立并未演变成为社会革命，独立后的国家基本保持了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度未发生明显变化。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单一产品出口经济结构，也让拉美无力彻底摆脱对外的依附地位。民族独立后的半个世纪，单一产品出口模式已经形成相当牢固的新基础，自给自足的自治经济的消失意味着拉丁美洲几乎所有地区都卷入到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潮流中，推迟了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随后，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历时近半个世纪，经历了被动性和自觉性实施的不同认识阶段，形成了通过限制国外工业品的进口来建立发展本国工业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内向发展模式。这一时期，拉美地区的生产和技术能力有所提高，但也创造了新的依附性，整个地区更严重地依赖外国的投资、技术、技术人员和市场，经济增长的自我持续能力下降。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国内市场保护过度，本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力弱，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收支持续恶化，外债增加；不重视农业发展，产业结构失衡；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寻租活动盛行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到90年代末的拉美经济改革，目的是建立起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的新的发展模式。
经过长达20多年的经济调整，拉美地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实现了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的转变。拉美国家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使拉美经济逐渐走出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但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弊端在90年代也逐渐暴露出来，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以及各国频发的金融危机，使拉美各国进入21世纪后开始主动调整发展模式，寻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拉美各国在进行经济转型中，更加注重实用主义，这一阶段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再具有特征鲜明的一致性的特征，而是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拉丁美洲就像一个理论的试验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经济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拉丁美洲地区的现代化探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发展素材，该区域经历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发展中国家好好学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拉丁美洲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如理论创新要与本国国情紧密结合，不能盲目照抄照搬；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条件做保障，拉美的经济发展不稳定很大程度与拉美的政治不稳定相关；保持宏观经济很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保证经济可以实现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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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广而告之
（2024年5月16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作为“全球大外交青年智库开创者及代言人”，立志“为中国青年提供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渠道和平台”，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新青年的智慧和方案被全球看见”，“做好中国的智库外交、青年外交等民间外交工作”。“大外交”最早从2014年建设国际政治外交外事青年人才群，到2016年开始建设全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群，2018年开创付费社群模式，至今已建设成中国国际问题智库里具规模、具影响、垂直细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才社群矩阵（30个）。
“GDYT：中拉及加勒比地区关系群”系大外交智库（GDYT）创建，欢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研究者（教授、副教授、讲师、研究员、博士后）、学习者（本科生、硕士/硕士研究生、博士/博士研究生）、从业者（涉拉业务等相关从业者）等申请加入，主要交流及探讨拉美事务及中拉关系、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发展、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发展等，也欢迎在南美诸国的外籍朋友、当地华人华侨及留学生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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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记事
（2024年5月16日）
2024年5月15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在“库智交外大”微信公众号发布《智本青析》编辑部最新文章《日本与中亚战略关系该何去何从？》，点击下方超链接查看具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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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6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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