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访华期间，谈及中国压低国际市场价格，消化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
　　耶伦强调的不是产能过剩，你产能过剩是你自家的事，又不是什么好事；控制不好就是大萧条；耶伦根本不会为中国担心什么；她关注的是美国利益。耶伦言论的核心价值取向，还是非市场化政策，意在批评中国通过补贴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被定义为不正当贸易手段。
　　可以说，中美自ＷＴＯ后的所有的贸易摩擦，基本上都与“非市场化竞争”有关。
　　也就是说，耶伦谈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不是要跑到中国来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的学者却很敏感，结果舆论戏剧性的变成了努力证明中国没有发生产能过剩，或者此过剩非彼过剩；这真的很累。一个老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中国经济的冷暖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与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形象；老外很实惠，关注的是利益。
　　虽然从经济学的观点上看，耶伦实际上是在给中国经济下定义：中国之所以不能放弃非市场化行为，是因为解决不了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是一种暗示，值得思考。中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是不争的事实，它的发生，内在逻辑是什么？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清楚了方向。耶伦是经济学出身，一句话就点透了：取消非市场化政策，对中国经济是有益的。
　　耶伦走了，国内关于产能过剩的争论并没有停止。
　　一些学者努力想说明中国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并且重新去抠定义，定义又是什么？无非是个语义问题，它不能改变事实。比如房地产，算不算产能过剩，当然可以在语义上做文章，并得出不同意义上的“解读”。
　　房子卖不出去，我们可以说是有效需求不足。
　　房子盖得太多太快，相对于有效需求，房子产能过剩了；但是，考虑到中国房地产惨不忍睹的形象。我们也完全可以从正面去说，并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房地产的产能不充分，这一下，剧情就立即反转了，房地产没过剩，是强大的盖房子的生产力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很多开发商开工不充分，这样一说，不但不是产能过剩，相反，成了产能没有得到释放。
　　这好比一个傻子快淹死了，那决不是因为水面太深，而是他上浮的潜能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但结果是同一个结果，他老兄淹死了。
　　这样的经济学家，要他干什么？
　　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况？
　　不但出现了产能过剩，而且很严重；需要清楚的不是怎么去解读“产能过剩”这个词语，是要解决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何把生产的东西用正常的价格卖出去，哪怕是有耶伦指责的非市场化行为，也都顾不上了。样样东西，行行业业都过剩，如果都卖不出去，就是大萧条。那时，拼命去解释：此产能过剩不是彼产能过剩，是产能不能充分释放，意义是什么？水灾不是水灾，是水域面积扩大，淹死人的后果一样很严重，不会因专家解读时口吐莲花有任何的不同。
　　现在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消解产能过剩？那就要清楚，中国这一次的产能过剩是怎么发生的，找到了原因，也就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产能过剩被正式定位，是从去年底开始的。
　　2023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了产能过剩。2023年12月，中央财办相关负责人详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曾提及，“部分新兴行业存在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一些行业产能过剩”。这是政策面上的清醒，中国不但出现了产能过剩，传统行业上出现了产能过剩，新兴行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那就一定不是市场主导的结果。
　　最直接的原因是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是我们在过去十年中，在战略评估时，意想不到的局面；对内，我们可以说是“部分新兴行业存在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外需自俄乌冲突后受到了抑制，的确，中国不完全是耶伦所认为的商品生产过多，国际市场足够大，并非容不下中国制造；对中国来说，是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刻意地收窄了对中国制造的需求。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产能过剩，部分地也可以说是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去中国化造成的。迫使中国在求生中，通过财政补贴之类的非市场化行为，低价向国际市场倾销，这不会是长久之际，也必然会遭遇到抑制；但是，中国的确出现了产能过剩，中国的内需远远消化不了为全球提供服务的中国制造，孤立的内循环不成立。
　　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外贸突围，重新思考融入全球化的新策略。
　　国内的产能过剩是更深刻的矛盾，很可能无解，因为它是系统性的，不完全是经济层面上的。
　　产能过剩的内在根源，在中国特定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划分了两种等级，两种规则，两种政策、两种资源配置，这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直接冲突，这种冲突在近十年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下，迅速推到了极致，国计与民生出现了断裂。看ＧＤＰ中国很强大，专家们还是在热衷于２０２９年经济总量超美：看消费者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中国经济很脆弱，５０年内追不上美国居民工资在ＧＤＰ中的占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断裂？
　　因为二元结构通过非市场化行为主导了资源配置，资源流向了低效的国企，不是流向市场需求；大量的资金锁死在长期项目中，加之体制成本的扩张，以债务的形式在叠加；资本的效能低下，创造利润的速度追不上债务利息增加的速度。
　　同时，也由于国企不存在市场淘汰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不死鸟，所以，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要垮掉的是民营经济，要通过市场淘汰出清的也是民营经济，而民营是中国民生的底盘，它支持了８５％的就业，它的困局一定会传导到整个民生，大众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又反噬到实体，出现了消费降级，中国式的产能过剩就是这要样炼成的。
　　所以，中国这一轮的产能过剩，与西方不同，也与中国以往不同，是市场分化，资源错配的结果，投资多，消费少，因为投资与消费之间有堵点。
　　这当然也有经济结构以外的问题，即分配与国民理念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壮大国企的目是什么？是准备地区性冲突发生时的战时经济体制，还是为了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的税基？相信，国内学者没有人会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按照林毅夫有为政府的模式，通过投资壮大国企，阻止经济增速递弱的的趋势，经过十年的叠加，决定了居民收入过低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善。
　　每一个跨年，人们都对明年充满了期待，其实，过程早已经滑向一个必然轨道，居民收入占比过低是必然的，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只是把深层的矛盾显现了出来，这时再回首看需求，已经无力回天。房地产就是证明，所有的政策都会失灵，因为，办公室精英的计划之手以及任何非市场化行为，都定义了不了需求端，打开任何限制，都阻止不了楼市回归市场真实的价格体系；房地产的逻辑是如此，整体经济也完全一样，中国要想重建消费在ＧＤＰ中的平衡关系，至少二十年。
　　产能过剩的争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事实是中国消费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当然会出现产能过剩；事实是中国的居民工资收入在ＧＤＰ的占比只有１６％，而发达国家高达５０％，当然会出现产能过剩；事实是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在ＧＤＰ的占比只有３％，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３０％，当然会出现产能过剩。
　　现在要做的不是讨论应该如何定义产能过剩这个词语，而是如何缩短产能过剩的周期。
　　这肯定是一个长周期。
　　对外，如何打开全球化的通途？商务部在努力争取加入ＣＰＴＰＰ，而ＣＰＴＰＰ接受了ＷＴＯ的经验，条款直接剑指中国特定的体制机制，中国的难题是，如何在体制机制不变的前提下，与主导的世界秩序达成和解？
　　对内，始终面对着一个严厉的选择，在国计与民生之间，如何做选择，如果以民企民生为重，取消竞争性领域中的二元结构，是否会影响公有经济的权重以及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壮大国企的关键不是经济总量中的权重，是效率；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创新与效率定乾坤。
　　中国现在问题是：不怕选择，就怕左右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