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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米莱的困境,先要了解阿根廷作为南美大国其经济上的硬伤,你才会明白,米莱要把阿根廷带向繁荣之路有多难。
阿根廷是一个受到多种错误经济思想影响的国家,可以说是全世界可以看到的各种经济灾难,在阿根廷都上演了。
一些朋友仅仅将阿根廷的经济灾难归因于所谓的左派,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简单地定义庇隆主义是左派并不容易理解阿根廷。
庇隆主义三大主张——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这其中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就往往是保守右派常见的主张。
经济独立这四个字,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闭关锁国来表达。
因此,第一个硬伤就是长达一百多年的闭关锁国策略。
这一硬伤,来源于十九世纪末,阿根廷北部的工商业主,在全球工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而南部的农业而在全球处于优势地位。
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后,北部的工商业主控制的政党上台,就马上在阿根廷实施了对外贸易管制政策,其目的是阻止外国工业制成品与本国企业进行竞争。
这一策略,仅仅在二十世纪初自由主义者当政时消除,之后一直对阿根廷的经济发挥着长期的影响。
即使是米莱当下宣称的要对外开放,也受到阿根廷中小企业主协会等一大群工商业主们的抱团反对。
虽然阿根廷的闭关锁国政策不如中国明清时期的禁海政策那么极端,但高额的关税长期发挥着阻止外国商品与本国商品竞争的功能,这就导致效率低下的企业能在阿根廷长期生存,从而使阿根廷长期以来都没有成为工业生产发达的地区。
第二个硬伤来源于工会势力
你别看阿根廷人穷,他们的“人权”可高了,工会动辄发动罢工,并且制定了严苛而又复杂的劳动法,使得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无法正常发挥其生产之价值。
工会也不是左派思想 ,而是来源于传统古老的欧洲行会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与君权神权一起被定义为旧制度的东西。
工会的本质,也是垄断体制。英国第一部《垄断法》就是为行会垄断生产进行立法的管制法律 。
早在西班牙人进入南美时,行会制度以及其发展出来的工会制度也成为了阿根廷的标配。
阿根廷当地的产权保护、理性思维远不如十九世纪的美国。
美国政府当时认定工会采取占据厂区罢工等行为侵犯了企业主的产权,并采取了暴力手段进行镇压。
而阿根廷则让行业—工会制度发展到今,从而成为了阿根廷一个巨大的经济毒瘤。
每一个参与工会的阿根廷人都幻想着不被开除,收入永远上升,但是,工会唯一的后果就是让全球企业远离阿根廷,让阿根廷工人成为赤贫,收入甚至远远低于没有工会、晚他上百年发展市场经济的越南和中国。
今天的阿根廷的工会,依然是米莱最为强大的反对势力。
米莱对劳动法的改革,在我这种自由主义者看来,简直是对犯罪的妥协,但即使这样的改革,也不被工会所接受,反复发动了多场示威,试图阻止改革。
第三个硬伤来源于,社民主义势力推动的福利国家模式
阿根廷的社民主义势力,主要源于自于欧洲的社民主义观念传播。欧洲的社民主义来自于第二共产国际,本质上是马牌的另一版本。
在阿根廷,建立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政府养老等全套欧洲式的福利体系,甚至外国人在阿根廷都可以免费读大学。
阿根廷财政被拖垮,成为了全世界的垃圾国家,主权债务三次违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福利制度的刚性支出导致无法减支。
就在阿根廷欠下巨额外债、外汇储备为负数、国家财政实质破产之时,在米莱为如何减支绞尽脑汁时,阿根廷议会通过了将养老金待遇提升8%的议案,议员们并不考虑钱从何而来,而是推动社会福利的增长,可以拿到选票。
米莱痛斥这些议员们为国家的强盗 ,并果断否决了这一提案。
由此,又一次引发无数靠退休金生活老人的上街抗议。
在此这前,米莱降低对汽油、燃气、公共交通的补贴,也引发过大量不满。
米莱还对大学的经费进行了削减,由此引发学生和教师们的抗议游行,当米莱试图减少福利制度的支出时,他面临的是各领域福利受益者的全面反抗。
第四个硬伤来源于:国企体制
阿根廷的国企制度,来源于其经济独立的观念。
长期以来,阿根廷国内也一样有中国民间类似的观念,那就是:若是大型企业被外资所掌握,那何谈经济独立呢?
因此,阿根廷在国企与国企私有化之间反复跳转。
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一个案例是,阿根廷曾经铁路私有化,然后又将其国有化,原因是私有化后,铁路的运输质量不升反降。
但其真实的原因是,阿根廷在铁路私有化时,没收了企业的定价权,就是不允许企业赚钱,企业自然就没有维护设施的动力了。
在整个南美地区,都受到了切格瓦拉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侵蚀,同时又在产业保护、经济独立思维下,对大企业持有强大的警惕。
米莱在处理长期亏损国有航空公司的问题上,就遇到了强大的反对力量。阿根廷的部分舆论认为,这是在卖国,而航空公司的员工,则不甘心退出特权地位,走上了街头。
阿根廷的国有企业与全世界的国企一样,效率低下,一架飞机甚至配上十几个飞行员,企业亏损不亏损,他们的高薪一样得发,这样的企业不关闭,阿根廷没有前途。
第五个硬伤:货币超发
阿根廷长期处于通货膨胀之中,其原因就是历届当局在法币制度之下,毫无财政纪律,一旦面临着支出困难,就印钞解决。
阿根廷经历过多次通货膨胀,仅1975年以来就经历了五次超级通货膨胀。
五十年代时,阿根廷比索从1美元对2.4比索贬值到1969年时的1美元对350比索。1970年,比索得以恢复,然后很快再次失去了99.9%的价值,1981年再次重置,83年再次失去95%,85年再次失去98%,1985年再次失去99.9%。
年通货膨胀率超过100%,在阿根廷这几十年来的历史上,可谓是司空见惯,其经济增长率,可以一年增长10%,另一年衰退10%,在货币洪水中,资本结构反复被扭曲,贫困也就是一个必然。
阿根廷的右派政府也曾经试图建立货币局制度,即以美元为锚发行货币,但在高额支出下,很快就放弃,重新回到毫无限制的货币超发之中。
在这样的国家,创业、财富增长,成为一件无比困难的事。只有少数通膨胀获益者,可以长期获取巨额收益。
这一群人,被米莱称作为国家的蛀虫和特权阶层。
米莱宣称要炸掉中央银行,但是很难,即使完成了,他一样面临着超发无度的美元,想要让阿根廷民众摆脱法币通货膨胀,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六个硬伤:反美情绪
历史以来,拉美地区的反美情绪都是非常严重的。
这种反美情绪有其合理之处,比如美国政府对拉美国家的政治干预较多,但发展至经济领域,就成为了拉美各国的噩梦。
阿根廷也不例外。
美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往往对阿根廷的政治介入较深,而过往的数次改革的失败,导致了民众也将矛头指向美国。
阿根廷还是一个民粹盛行的地方,反商反资本的观念在阿根廷广泛流传,这其中,对美国大资本的妖魔化又是其中的重点。
阿根廷国内的反美情绪,夹杂着工商界阻止竞争、反对美国政治干预他国、国内民众反商反资本民粹等各种复杂的因素。
这种情绪使得国内的政治形成两极,即一派亲美,一派反美。
这种政治上的站队,带来了对外来投资特别是美国投资的各种管制。
这就使得美国企业在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时,其目的地主要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亚洲,而拉美各国反而得到了产业转移很少。
甚至美国企业投资于拉美地区,还面临着被国有化的危险。国有企业、经济独立、反美情绪等多重观念导致了阿根廷长期以来成为了外来投资极少的地区。
阿根廷则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在整个拉美地区,获得的外来投资近年来倒数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
当下,对米莱亲美的反对声音,依然是阿根廷的一股重要舆论。反商反资本与这种反美情绪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米莱改革的重要阻力。
第七个硬伤:公务员队伍
为了获取选票,历届阿根廷政客不断扩大公共职位,也就是大量招收公务人员。
最高峰时,一个国家图书馆都有近两千名公务人员。
这就使得阿根廷有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那就是公务员。公务员占比过高的结果是,在选举时,成为了没有人敢得罪的一个群体。
公职人员及其家属最高时曾经达到阿根廷总选民数量的4成左右。
尽管米莱开除了联邦政府的大量公务员,但是最主要的公务员队伍,在于各省,各省的政治人物并不敢对于公务人员采取裁员的手段。
这就使得规模庞大的寄生虫占据了阿根廷的政治。
任何不利于他们的改革,都难以推行。
米莱能当选,就是一个奇迹。
米莱如果还能在无数势力利益受损的反抗中,推动市场化改革,那就是惊天的奇迹。
这些硬伤在阿根廷存在已有上百年,想在一朝一夕改革成功,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米莱能不能成功,是取决于自由市场观念能否战胜上述观念,他能否得到多数阿根廷人的支持,将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甚至有人担心,米莱在对抗这些势力时,被暗杀,被搞掉,都不奇怪。
毕竟,动了这么多特权阶层的饭碗,不被人惦记才是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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