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作为经济史学家与劳工经济学家，劳迪娅·戈尔丁40多年来的研究话题广泛，包括移民、收入不平等、科技变革等等，不过其中最为知名的，还是她在女性劳动方面的研究。
其代表作之一《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的百年旅程》就是对女性劳动市场长达10年的深入研究之作。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如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她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更有机会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鉴于社会规范、工作性质、时间约束等，性别不平等问题尽管不如过去严峻，却依然存在。新冠疫情三年，更是以极端的方式放大了这种不平等，在美国，甚至有新闻报道称，新冠大流行将“使我们的女性在职场倒退10年”。
下文摘编自《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的百年旅程》一书中戈尔丁的后记，她试图分析美国新冠期间女性的职业生涯如何被侵蚀甚至倒退，并且尝试从中寻找更加具体可能的方案。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新冠大流行
让女性在职场倒退十年？
在全球范围内，新冠大流行对女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女性往往是工作和家庭的重要劳动者。她们当中，有牙牙学语宝宝的新晋妈妈，有百无聊赖接受在线教育的青少年的年长妈妈，有目前依靠食品供应站生活的贫穷单身母亲，有争取升职机会的高学历女性，还有病毒感染风险较高的有色人种女性，在经济一落千丈之前，她们早已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
我们正历经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一线辛劳的工作人员堪比战时的士兵。
但是，以前从不要求一线工人把危险带回家里；我们从不需要关停经济以促其重新运转；经济衰退对女性的影响从未超过男性；护理部门从未如此鲜明地与经济领域紧密连在一起。
今天，女性几乎占据劳动力的半壁江山。我们必须确保她们不会因为照护问题而牺牲工作，也不会因为工作而牺牲照顾家庭的时间。
充斥报纸、新闻推送的预言耸人听闻：
“新冠大流行将‘使我们的女性在职场倒退10 年’”
“新冠大流行或将伤害一代职业母亲”
“新冠病毒如何导致女性劳动力发展退步”
新冠疫情时期，需要照顾孩子和其他人的人们都在奋力投入更多时间，发表学术论文，撰写各类简报，在Zoom视频会议上应对要求苛刻的客户。
根据上述预测，眼下，那些原本有望在事业和家庭上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人可谓突然失去支援。
就像美食博主黛布·佩雷尔曼说的：“让我把大家默认的大声说出来：在新冠疫情的经济形势下，你只能要么带娃，要么工作。”
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许很困难，缺失工作经验还将影响日后的收入。即便对于保有工作的人，很多人也会问：在选择获得合伙人身份、终身职位和首次晋升方面，母亲是否处于不利地位。
在学术界，过去一年里母亲们发表的论文比没有学龄子女的男性和女性少。此外，数据没有披露众人的沮丧和挫败，对许多人来说居家办公意味着“在地狱工作”。
02
为什么女性
仍然不满和沮丧？
我们探讨了一个世纪前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抱负，她们面临着要家庭还是要事业的选择，她们面临着诸多禁制，哪怕身处繁荣时代。
几十年间，障碍不断消除。我们迎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她们日益渴望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她们明白，必须遵守这一顺序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最后我们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她们在教育上得到进一步提升，职业机会也有所增加，能够更率真地施展抱负。她们公开表示想收获事业和家庭的成功，更是希望同时达成二者，不需要依循特定的顺序。
过去数十年里，她们已经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但是，早在新冠病毒肆虐美国的近十年前，女性已经开始广泛表达不满情绪。
从新闻媒体上搜到的“性歧视”、“性别歧视”等短语表明，人们对工资不平等的不满和对性骚扰的反抗日渐加剧。
20世纪70年代初不满情绪高涨的原因不难理解。当时性别工资差距实在巨大。女性的收入是男性的59%，并且该比率长时间滞留在这一糟糕水平。
女性始终被排除在各种社团、餐馆、酒吧之外，甚至才刚刚获准入读国家级的精英院校。历经了从民权到反战的抗议运动时代，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终于保障女性在教育和体育方面的平等权利。
这些时光令人振奋，解放女性和意识觉醒团体遍地开花。女性总算有了发言权，她们用它大声抒发不满。
然而为什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正当女性在就业、收入和教育领域斩获辉煌成果时，新闻文章里又流露出类似程度的不满和沮丧？
因为人们的期望提高了，愿望也改变了。
女性，尤其是女性大学毕业生，预断自己能够拥抱事业和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坚称她们在劳动力市场应该得到公平对待。大学毕业生则渴望获取和男性配偶同等的成就。
大家开始憧憬不仅要实现工作场所的两性平等，还要实现家庭的夫妻公平。
正如我们所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工人的性别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但从90年代起，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收入差距开始停滞不前。
收入不平等加剧意味着顶层人群正在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攫取利益，而在这个稀有群体中，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奇高。
贪婪的工作变得越加贪婪，承担照护责任的女性不得不挣扎着跟上。
03
我们的性别规范
会被居家工作的尝试打破吗？
紧随新冠疫情而来的经济灾难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而经济衰退本来不致如此。
女性的工作主要在服务行业，一直免受离岸外包、贸易冲击和自动化的影响。可如今，酒店业、旅游业、个人服务业、餐饮业、零售业的服务岗位遭到沉重打击。
在一个保持社交距离的世界，面对面服务行不通了，何况室内工作比室外工作更不利于健康。建筑业倒是出现了反弹；大多数制造业也表现良好。
最受影响的女性群体是单身母亲和大学学历以下的女性。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在飙升，同时劳动参与率日趋下降。
新冠疫情期间，居家工作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居家工作仍意味着员工被假定可以在非正常时间工作，可以在客户或经理希望完成工作时工作。但居家工作可能会不断受到干扰。
对于大多数有学龄前和学龄子女的家长，在新冠疫情期间，家庭对时间的需求是巨大的。每个人在家里都要更加努力。
对有孩子的人来说，疫情期间家成了日托中心和学校。而如果配偶或孩子生病了，家就是诊所和医院。
根据“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我为至少有一个18岁以下孩子的在职大学毕业生“样本家庭”创建了“前新冠时代”（疫情流行前年份）的评估。封锁前，样本家庭的母亲平均承担61%的育儿工作（她们还包揽了近70%的食物准备、清洁、清洗等家务）。至于没有工作的同类型母亲，这一比例为74%。
疫情封锁期间，孩子暂停上学，学龄前儿童的托儿服务有限，很多看护人员被迫休假，父母总的投入时间大大增加。
家长接替了老师的位置，监督孩子的上学时间，辅导他们做作业；老师则忽然成了遥远的屏幕影像。
疫情封锁对样本家庭母亲的直接影响是，她们与孩子相处的总时间翻了一番。但实际上，双亲家庭中母亲照料孩子的比例有所下降，因为父亲也待在家里，他们照顾孩子的时间比封锁前增加了很多。
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尽管双亲家庭中母亲占据的照护时间份额有所下降，但育儿和家务劳动的总负担依然沉重。对于父亲，这几乎同样不堪重负。
可由于女性承担了更多的日常家务，如做饭、洗衣等，她们从事有偿工作的时间被大大压缩。据英国一项调查估计，2020年4月，在职母亲在一半的带薪工作时间内受到打扰。
新冠后兼新冠疫情时期，当部分学校、众多托儿所和某些公司重新开放后，情况有变化吗？由于某些儿童托管服务和学校教育已经开放，儿童保育总需求应该介于新冠时期的最高峰和前新冠时代的较低水平之间。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的总育儿负担大致保持不变，而她们占总负担的比例增加了。
原因是，美国所有学校和托儿所的开放比工作场所会更审慎；结果，一些员工得以恢复以往全部或部分工作时间。
可是，总得有人在家照顾孩子。女性从更多托儿服务和学校开放中获得的好处，被配偶时而重返工作岗位抵消了。
每位家长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想回到办公室。去办公室工作的人可以了解更多情况，接触更赚钱的客户，参与更有趣的项目；还可以和同事面对面交流，更有效地工作，不受干扰，远离孩子学习乘法表的喧闹。
再一次，正如我们从历史中了解的，那个将恢复新版“旧常态”、在办公室工作（即便只是小部分时间）的家长，很可能是男性。但这还是未知数。
我们从当前人口调查揭示的特殊问题中得知，截至2020年9月，大约60%的大学毕业生至少已经部分时间返回工作岗位。我们还知道返回岗位的男性多于女性。不过证据仍然微弱。
总有一线希望，我们的性别规范会被强制性居家工作的尝试打破，不去办公室上班的惩罚将会减少。
儿童保育分工的不平等并非昨日才凸现，劳动力市场也并非猝然经历“非升即走”的激烈竞争。确切地说，是新冠疫情放大了它们的影响。比起丈夫（或伴侣）和孩子的父亲，母亲们已经或可能将在工作和事业上遭遇更大的挫折。
04
让男性参与进来，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对女性大学毕业生来讲，经济打击很大程度上源于护理部门的停摆。
没有运作良好的护理部门，经济部门将举步维艰。如果学校继续停课，很大一部分家长，主要是女性，将难以有效工作，甚至根本无法工作。
在这场重大的经济衰退期间，护理部门将首次决定经济部门的命运。而在以前的严重经济低迷时期，情况不曾如此。但如今是这样了，因为女性几乎占了美国劳动力的半壁江山。
在20世纪30年代，母亲（尤其是白人母亲）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女性就业压根不被视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如大家所见，人们不期望也不鼓励丈夫健全的女性外出工作，更有婚姻限制和各种社会规范对此加以阻拦。
直至二战，美国才把经济部门与护理部门联系起来，但也只是作为紧急权宜之策。
1943 年通过的《兰哈姆法案》为在职母亲的2~4岁孩子设立了日托中心，她们当中不少人受雇于战争相关的公司。如果没有这些日托中心，大多数有学龄前孩子的女性将无法工作，战事也会受阻。迄今为止，《兰哈姆法案》是唯一在全美范围内为在职母亲的子女提供托儿设施而不考虑其收入的联邦立法。
当今，护理部门和经济部门显然相互依存。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在学校全日制开放之前，许多女性将无法有效地工作，很多人甚至根本不能工作。
今天，让男性参与照顾孩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但过去并非如此。在过去，哪怕是最支持妻子的丈夫，也无法轻易绕开企业、机构和政府维系的制约和障碍。
当妻子开始宣称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时，男人们很快转向了支持妻子的目标。愿望和目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现实中需要克服其他障碍，这些障碍不再像我们早期群体所遇到的那么显而易见，但同样坚固。
女性要想获得事业、家庭和公平，父亲们对工作的需求要与女性相同，他们务必要负担家务，女性才能专注工作。一些能力强大的夫妇通过切换拥有主要职业的人做到了这一点。
像戴尔首席客户官凯伦·昆图及其丈夫，就“不得不相互妥协”。还有产品发布平台Grommet的创始人兼CEO朱尔斯·皮耶里，将自己的家庭生活描述为“芭蕾舞剧”，她和丈夫“轮流担任主角”。
众所周知，玛丽莎·梅耶尔在担任雅虎CEO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她指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女人通常会稍稍后退，但之后“她的事业就要起飞了”。
然而事实表明，许多于较晚时期重新开启职业生涯的人从未取得过大成功。相比男性，有孩子的女性四五十岁时就业率和收入是有增加，但她们始终追赶不上男同事。工作也许能恢复，但事业往往无法腾飞。
道格拉斯·埃姆霍夫是完美的榜样。这首位“第二绅士”正做着女性一直在做的事情：为领导我们国家的人提供个人支持，给他们肩膀、纸巾、倾听、共情和帮助。
作为碰巧娶了美国副总统兼女超人的刚强男人，他向男士们展示了以如何自豪，而不是嫉妒，可以如何给予协助，而不是阻挠。这样的男人多多益善。
05
新的工作和照护方式
会引发深远变革吗？
我们需要男性在工作时伸出援手，鼓励男同事们休育婴假，投票支持补贴儿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让公司改变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
除非在“余下的旅程”中带上男性，否则美梦难以成真，愿望无法轻易实现。
我们终将摆脱新冠大流行。但是，要让工作场所、餐馆、电影院、飞机、酒店、派对、体育场、婚礼乃至生活本身恢复到前新冠时代的样子，还需要很长时间。
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征途仍将继续。我们不知道这会对新生的职业生涯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知道强迫父母双方在家工作的实验能否动摇性别规范，改变工作方式。
然而，我们确实知道过去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以及哪些因素曾经阻碍和仍在阻碍女性前行。
我们清楚，工作场所待遇并非唯一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家庭中的夫妻公平。太多有事业的女性“忘了生孩子”，一如蒂尼·菲在电视和电影中演绎的那样。
抚育孩子、照顾老人、守护家庭的重担压在女性肩上。工作那么贪婪，多劳多得，不劳无获。在一个充斥性别规范的世界，有孩子的夫妇只能进行优化。
我们的远程工作尝试是不是一剂降低工作灵活性的成本的强心针？
向远程工作的转变比想象中顺畅，大多数工人表示愿意继续远程实践。在居家办公时，一半有学龄孩子的人很难不受干扰地工作，但随着学校重新全面开学，这种情况应该会好转。
疫情发生后，大多数可以居家办公的人声称，愿意每周至少有两天在家工作。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会如何影响生产率和总体成本。虽然远程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可长期影响尚待观察。
创新需要团队合作以擦出思想火花。而尽管不少公司正在缩减办公空间以节约成本，一些公司也早已言明，每周返回办公室天数更多的人将获得更大的收益。
和当今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这些问题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人们仍然希望，通过暴露差距并揭示新的工作和照护方式，我们的“强制实验”可以引发深远的变革。
随着世界慢慢挣脱新冠疫情，不少地方的学校依旧远程运作，办公室也只是部分开放，我们正实时见证这些现状如何侵蚀女性的职业生涯。
很久以前一度被我忽视的“古人”玛格丽特·里德非常清楚护理部门对于经济部门的价值。现在，是时候更加关注她和其他许多人传递过来的接力棒了。
但我们还必须矫正工作制度，重新铺设前进的道路，这样，我以前的学生乃至其他人才能够拥有自己的事业，和一个想她们所想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