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5日，日本内阁府公布，前一年日本GDP跌至全球第四，人均GDP则在G7垫底。其境况令人感慨。三十多年前我刚到日本时，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美欧势成鼎足，作为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其GDP一度达到美国的64%；而今天，它甚至赶不上欧盟二十七国之一的德国。
关于平成经济，一直有人持“高质量、低增速”的看法，但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却承认“平成失败了”。在平成时代结束的2019年，著名经济评论员加谷珪一宣布“日本已经是落后国家”，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则写了一本题为《为何平成失败了》的书。
在书的前言，野口写道：“上一代人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让日本社会与世界潮流融合的责任。那么，我们这代人就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完成使命了吗？’‘前辈打下的基础得到发展了吗？’很遗憾，我们失败了。”
日本已经被时代的潮流甩在了后面，而落后的原因，野口认为，并不在于“努力过了但没能跟上时代，而是在于世界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日本并没有感知到”，在于日本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已经过时。
这个国家曾经岁月流金。平成初年，我在东京读书，打工。每天经过新宿，偶尔路过银座，总会目睹这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精致奢华、生活优雅。那时的我完全不能想象，这样一个日本接下来会不知不觉地“失去三十年”。
野口认为，一个国家最大的失败是陶醉在自我优越感中，对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对自己的问题视若无睹。他把这种状体比作“宿醉”，就是说前一天喝高了，第二天整个人懵懵懂懂，丧失认知能力。昭和时代的盛筵结束了，而日本上下仍然陶醉其中，没有好好思考过平成时代应该做些什么。
与平成同时到来的是，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苏东剧变，全球化在“历史终结”的乐观情绪里高歌猛进；万维网诞生，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迅速改变着人类生存状态和方式。而日本却无动于衷。在许多日本人的想象中，九十年代无非是八十年代的升级版，而“平成时代是一个更好的昭和”。对于两个时代在维度上的差异，他们并不理解，也无从知晓——无论多好的昭和也无法在平成时代的范式革命中续写日本经济的奇迹。
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下跌，1991年，房价地价也跌下来。泡沫经济破灭了，但政商两界仍旧相信二战后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支持日本走向未来，习惯了增长的日本国民也以为经济指标的恶化不过是经济周期的短暂调整，而未来仍然是光明的。没有人意识到，这只是“失去的三十年”的肇端。
日本人常用“加拉帕戈斯化”来警示孤立的危险。1835年秋天，达尔文在东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发现该群岛生物进化与其他大陆截然不同，存在特殊路径。当一个经济体“加拉帕戈斯化”了，它的产品技术乃至服务都不再与国际市场兼容，也就是与国际脱钩。
不过在昭和时代，这种日本特殊论却有着别样的意味，或许可以称之为日本优越论。诺奖得主、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曾把经济体分为四类：欠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阿根廷和日本，日本优秀得很突出。傅高义干脆写了一本叫做《日本第一》的书，解析日本模式的成功奥秘。
渐渐地，日本人似乎也自认为“第一”了。在上世纪八十代的日本，“日本人论”盛极一时。这种论调以欧美为参照，强调日本的文化特性，并将经济的繁荣归因于文化的优秀。其实到1991年，日本破产企业已经比比皆是，尤其是房地产业，金融机构也因此背负了巨额不良资产。但日本人论的自我高潮却仍在继续，以致错失了在第一时间改革经济的时机，进而拱手让出曾经的产业优势，陷入宿醉般的自我循环。
当然，日本也有清醒的精英，他们感知时代的变化，尤其关注近邻中国的改革开放。那时，我在一家外语学校兼职教授中文，学员们中不少是企业高管，甚至有著名公司CEO。课后，我们会在附近一家意大利餐厅小聚，谈论樱花和俳句，也讨论中国与世界。他们都清楚世道不同了，但作为少数派却只好缄口不言。
日本人很在意“空气”，尽管建立了言论自由的制度，依旧很少有人敢于无视“空气”——如果某个话题是社会主流不乐意讨论的，那么大家便会沉默是金。而给“空气”定调的，无疑是东京的大员们。
平成时代的政治不能说是恶，它致力于追求平等与平稳。但根据哈佛商学院的一项研究，优秀的领导者之所以优秀，不在于他们拥有良好的品性，而在于他们具备感知时代、把握机遇的能力。换句话说，优秀的领导人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为国民开辟出发展的空间。而这，恰恰是平成时代的政治人物所不具备的。他们既缺乏大局观，也不懂技术，对于由国际局势、政府干预、人口增减、社会思潮和技术途径等等变量所定义的时代精神茫然不察。这三十年来，他们尽管也呼号“改革”，却不曾真正迈出一步。
政治找不到发展的“新边疆”，于是便引导人民“向内”。“清贫的思想”开始流行，伟大的愿景消失在地平线之外。在平成时代，“草食系”的年轻人遍地都是，他们对事业、家庭、生活普遍缺乏追求，没有太多消费的欲望，也没有养育下一代的动力。较之闯荡世界，他们更愿意宅在昭和遗留的舒适区里。
资本主义最大的内驱力来自对人欲的解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所能达到的规模和高度。而日本人“向内”的结果，便是损害这一基础。截至2023年，日本人口已经连续十五年下降，且严重老龄化，在现有的1.21亿人中，65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三成。与此同时，赴海外求学的学生数量也呈下降趋势，2021年出国留学共计1.1万人，为峰值的一成左右。
与平成时代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锐意进取的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朋友去广东旅行，回来后给我看了他镜头下的中国——虽然谈不上富足，但如此蓬勃向上，不论男女老幼眼里都有憧憬的光。朋友说，在这些眼睛里，他看到了中国的崛起。果然，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平成时代已经没入历史的海平面。但日本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日本人仍然背负着全球最重的公共债务，也依然被过去的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紧紧束缚。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这些曾经带来安逸的安排是无法舍弃的，哪怕它们已经比他们的父母还要老，哪怕它们再也不能高高托起日本的经济。
在平成结束的2019年，日本经济仍然是个“例外”，只是不再是库兹涅茨的那个“例外”了。作为发达经济体，日本的通胀、利率、工资涨幅数十年徘徊于“0”附近，有时甚至是负数。而令和又是一个新的时代了——全球化退潮，新冠大流行，俄乌战争爆发，地缘政治全面回归，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重新定义着生活的内容和边界，TikTok等社交媒体大行其道……
不同的时代，要求不同的应对。2024年元旦，《日本经济新闻》开始了“昭和99年，日本变道”的系列连载。卷头语说开门见山地说：“把日本推向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昭和体制已至第99年，这个体制已不再适合日本。”文章呼吁废除年功序列，废除安心保险文化，废除过度国家干预，从“古老美好”中解放日本。
呼吁总是简单，回响却迟迟未至。2024年一季度日本经济继续收缩，二季度有所回升。在数据涨落的背后，结构性的问题依然，执政的自民党依然，平成的心态也依然。或许，日本变道需要时间；又或许，在三十年后的失去后，还是失去。
刘迪，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