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丨麦肯锡成政珉、Chris Bradley、梁敦临、华强森、林桂莲、Gautam Kumra、王培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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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人口结构：提高生产率，对抗老龄化
人们常说：“人口决定命运。”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很缓慢，但却拥有无所不能的力量。过去，亚洲有大量的年轻农村人口纷纷进城，从人口结构上为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但现在，中国和发达亚洲正在经历迅速老龄化，而在生产率较低的亚洲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和非农产劳动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亚洲能否利用其互补的人口结构优势提高生产率，以抵消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亚洲，企业能否为劳动者提供再培训，通过自动化来提高生产率?
亚洲享受了人口红利，但老龄化正在加速
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劳动力供应冲击
在“市场时代”，亚洲几乎拥有最理想的人口结构。1990至2022年，全球有55%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来自亚洲。此外，该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其总人口增长速度。
除了有利的人口结构外，城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人口转移，都对全球工业劳动力的供应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亚洲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40%上升到2022年的48%。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2倍，印度增长了2.3倍。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1990至2022年期间，中国的农业就业比例从49%下降到22%，亚洲总体比例从48%下降到28%。
但在整个亚洲，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工作，这表明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印度和中国分别有45%和22%的劳动者从事农业工作。美国的这一比例还不到2%。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目前的62%上升到80%，印度将从35%上升到53%。到2050年，仅这两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就将增至6亿左右。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小，但非农部门劳动力占比较大，这两股力量的相互抵消将会决定未来的走向。
生产率大幅提高
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亚洲的人口结构形成了补充，对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蕴含的经济力量起到了放大作用，在中国尤其如此。从1990到2022年，中国的生产率提高了14倍多，印度提高了4倍多。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背后的重要原因。在如今的印度，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只有非农业劳动者的1/4。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约有35%来自农业生产的转移，其余部分则来自资本所带来的工业生产率的超高增长。
将工作与劳动者相匹配
抚养压力大
亚洲部分地区的老龄化速度很快。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老年人口已经（或到2050年将）位居世界前列。在发达亚洲和中国，老年人比例将分别达到34%和30%，几乎是亚洲新兴市场（16%）和印度（13%）的两倍。在整个亚洲，抚养比将从2022年的47%上升到2050年的58%。发达亚洲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则达到美国和欧盟的两倍。美国和英国的年龄中位数从30岁提高到40岁用了50多年，韩国用了15年，日本用了22年，中国预计用23年。总体而言，到2050年，该地区64岁及以上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约4.25亿，相当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人口的总和。
劳动力失衡
到2050年，发达亚洲和中国（“亚洲老龄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5亿。其他地方也会有新的劳动力，但生产率要低得多（图6）。
从整体上看，亚洲的劳动力人口特征具有互补性。新兴亚洲和印度新增的2亿劳动年龄人口几乎可以抵消中国和发达亚洲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但总数仍然会减少约5000万人。
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印度，预计该国农业劳动者比例将急剧下降，从2022年的46%降至2050年的29%。印度的非农部门预计将新增2.23亿就业人口。这对印度妇女尤其意义重大，其中有60%的人目前从事于自给性农业。
跨境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或价值链的转移也可以减轻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前者发生的概率小于后者。有过大规模移民处理经验的亚洲国家/地区寥寥无几。2020年，中国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0.1%，日本为2.2%，韩国为3.4%。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为30%，美国为15%，加拿大为20%。
提高生产率势在必行
亚洲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很大。例如，发达亚洲的非农生产率约为印度的8倍。到2050年，印度的非农生产率有望从每名劳动者约9800美元提高到约2.2万美元，但仍可能落后于中国目前的2.6万美元。但是，如果印度和新兴亚洲的非农生产率增长速度达到中国在上一个时代的水平，那么到2050年，亚洲的总体生产率将提高两倍，达到8.6万美元。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向，非农生产率预计将提高近一倍，从现在的2.5万美元提高到2050年的4.6万美元。
提高生产率是让更多亚洲人摆脱贫困的关键。2019年，该地区估计有1.8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天收入不足2.15美元）。按照较高的国际贫困线（每天3.65美元）计算，亚洲的贫困人口总数达到9.5亿。复制中国的生产率奇迹，是帮助整个亚洲实现收入增长和应对抚养比提高最可靠的途径，但这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
亚洲能否通过提高生产率解决人口问题?
亚洲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人口结构与生产率增长的交汇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


亚洲能否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以利用其人口结构的互补优势?


企业领导者应该如何反思工作模式，在劳动力供应萎缩的环境中提高生产率?企业如何才能采用更多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以此提高劳动者技能，并利用创新战略留住生产率较高的员工?
06
资源和能源体系：获取能源，控制排放
资源和能源体系通过运输和转换能源及材料，使之成为有用的生产资料。亚洲的能源消耗在全球位居首位，能源需求也远高于其他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亚洲都严重依赖能源和重要矿产的进口，其中一些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具战略意义、争夺最激烈的产品。然而，由于亚洲经济以工业为主，这就令脱碳非常困难。亚洲是否能够提供充足资金、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战略关系，以实现满足能源需求和脱碳减排的双重使命?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地和
碳排放地，也是最依赖进口的地区
“能源覆盖不足”的人口
1980年，亚洲仅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18%。到2022年，这一比例飙升至49%。在此期间，亚洲的一次能源消耗量占全球增长量的70%——尽管亚洲GDP的能源强度已经下降。
然而，亚洲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仅为经合组织经济体平均值的1/3，即亚洲为62千兆焦耳，经合组织为174千兆焦耳（图7）。亚洲90%以上的人口消耗量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地
从1750到2000年，欧洲和北美合计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61%，亚洲仅占18%。但亚洲的工业化快速推进，到2021年已占据全球排放量的一半。从1991到2021年，亚洲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97%。
能源自给率低
亚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化石燃料净进口地，2021年的净进口额为7750亿美元，其中70%来自亚洲以外地区。亚洲也有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能源出口国，但总体而言，其能源资源进口总额为1.1万亿美元，而出口额仅为4000亿美元。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是最大进口国。
亚洲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与日俱增。2001年，亚洲从区域外进口的石油达到区域内进口的2.5倍。2021年达到3.7倍。2001年，亚洲从区域内进口的天然气是区域外进口的1.4倍，2021年达到1.6倍。亚洲可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在世界各地都有稳固的能源供应伙伴。
印度、日本和韩国所需的石油和天然气有84%以上源自进口。2021年，亚洲区域内石油总消耗量的78%依赖进口，其中51%来自中东。亚洲也严重依赖进口天然气。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的国内天然气消耗几乎100%依赖进口。
亚洲的煤炭消耗量同样很大。亚洲71%的煤炭进口（包括动力煤和冶金煤）来自本地区。中国的煤炭几乎自给自足，进口量仅占国内消耗量的2%。印度的进口依赖度为28%。这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煤炭为什么会成为这些经济体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首选燃料。
亚洲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在增加能源
供应的同时减少碳排放
能源需求将持续旺盛
亚洲仍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南亚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富裕。2021至2050年期间，该地区预计将占最终能源消耗增长总量的91%，而在此期间，北美和欧洲的能源消耗预计将有所下降。随着效率不断提高，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但无论如何，实际消耗量都会大幅增长。
亚洲的GDP预计也将增长，从而推动能源需求。从2021到2040年，亚洲的GDP年增长率或将达到3.6%，而欧洲为1.3%，北美为1.7%。中国和印度的增长速度可能会超过亚洲的平均水平。
艰难的脱碳进程
亚洲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地区。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亚洲在2019至2024年有望占到全世界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的64%，到2040年的整体份额达到56%。亚洲在帮助世界减排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组装了全球66%的电池，生产了全球54%的电动汽车。它还贡献了电动汽车电池约74%的产能，以及全球太阳能电池板所有关键环节80%以上的产能。
尽管亚洲在可再生能源和低排放技术方面具有优势，但该地区在脱碳方面仍面临两大挑战。首先，在实体商品领域，亚洲仍然是世界工厂。工业在亚洲的最终能源消耗中占比最高，达到47%，远高于欧盟的26%和北美的22%（图8）。到目前为止，亚洲是终端能源的最大工业用户，占全球总量的57%。国际能源机构指出，工业是脱碳化和电气化难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因为它需要高温加热和化学反应，而当今的电气化技术很难实现这一点。
亚洲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亚洲还没有发展出像欧洲和美国那样可以将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与丰富的存量备用化石燃料基载相结合的大型电网。亚洲之前不得不建设大量的可调度电力，直到现在才将增量投资转向间歇式可再生能源。亚洲地区电力需求将继续激增，因此需要更多的后备电力，而摆脱火电基载需要时间。一些亚洲经济体采用了核能发电，202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核电占比分别为27%和11%。但总体而言，2021年亚洲核电占比仅为6%。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亚洲仅有8%的电力来自太阳能和风能，而欧洲30国则达到20%了。在过去20年，煤炭发电量占中国和印度累计发电量的70%以上，而欧洲仅为23%。这还是在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实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增长的前提下出现的。虽然，我们预计可再生能源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煤炭仍将是亚洲能源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在内的一些亚洲经济体正大量投资燃煤发电厂。目前正在建设的57座核电站中，21座在中国，8座在印度。简而言之，亚洲似乎对所有类型的能源都倾尽全力。（图9）。
能源和资源贸易政治化
由于亚洲较为依赖能源进口，而能源又是政治化属性最强的资源之一。因此，对于亚洲地区来说，既要获取大量能源资源，又要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进展，的确并非易事。2022年，俄罗斯（威胁）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以回应欧盟在俄乌冲突后对俄实施的制裁措施。中国在此期间深化了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2022年，俄罗斯贡献了中国17%的石油进口量和10%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
亚洲能否应对双重能源挑战?
亚洲如何管理好这种双轨模式，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持续繁荣，也关系到净零排放的全球目标能否实现。


亚洲是否能够提供充足资金、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战略关系，以实现满足能源需求和脱碳减排的双重使命?


CEO们可以从哪里发现清洁能源创新机会并进行投资，从而成为向全球出口新型可扩展解决方案的行业先驱?
07
资本化：纾解金融压力，充分调动资本
资本化是全球供需的驱动力，也构成了金融和财富的轨迹。尽管亚洲的资本回报率低于西方经济体，但其资本深化速度却在全球首屈一指。但现在，随着利率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跌，资本市场愈加动荡，经济增长放缓，许多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正在承压。身处新形势，亚洲能否提高其金融体系的效率，增强金融韧性，从而部署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资本?
亚洲受益于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资本深化
高储蓄，高投资
2010至2020年，亚洲的固定投资增长率为7%。2000至2020年，亚洲调动了91万亿美元。总体而言，该地区的资本深化速度远远快于世界其他地区——尽管还不足以达到发达水平（图10）。亚洲各地的资本密集度差异很大。日本劳动者的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存量约为印度的21倍，约为中国的4倍。
高储蓄为这些变化提供了支持。2022年，亚洲的国内储蓄总额相当于其GDP的约40%，欧盟和美国分别为26%和17%。这种充满活力的资本深化对亚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同时，也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
宏观经济环境有利
“市场时代”是一个以低通胀、低利率为主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长期以来由供给侧驱动的经济增长。1990年，中国经济仅占全球GDP的2%，到2022年达到18%。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将官方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直到2022年，利率一直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许多亚洲经济体也效仿美联储的做法，保持低利率水平。廉价资本推动了全球纸面财富的持续增长。仅在过去20年里，资产价格上涨就使这些财富增加了160万亿美元。每1美元的投资就会产生1.90美元的债务。
亚洲将部署最多资本，但历史回报
并不理想，资产负债表压力不断增加
由于亚洲的资本深化程度远未实现赶超全球先进水平，因此亚洲还将需要更多的资本。但其所处的环境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新的(潜在放缓的)增长趋势下实现回报
过去四十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城市化和资本快速深化的支持下，其生产率实现了高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在很多方面已经实现了迎头赶上，人们普遍预期中国GDP的增长轨迹将趋缓。最近的经济放缓和其他因素暴露了房地产行业和青年失业率上升等方面的压力。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1990至2000年，中国GDP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0%，2000至2010年为11%，2010至2020年为7%。到2025年，市场一致预测的增长率约为4%至5%。
从理论上讲，亚洲的大部分固定投资需求都可以通过高额的国内储蓄来满足，假设目前的储蓄率持续下去，2022至2030年间的增量可能高达155万亿美元。但亚洲必须充分利用这些储蓄，将其转化为资本投资。
亚洲还需要一个更有活力和效率的金融体系，以改善资本在生产用途上的分配，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从而为本地区的总体投资需求做出更大贡献。例如，目前整个亚洲的投资资本回报率远低于美国。MGI之前的研究显示，2015至2019年间，北美创造的经济利润是亚洲的30倍。过去10年间，近10万亿美元的资本流入中国，其中80%流向了资本货物、国内服务业以及能源和材料等收益低于资本成本的行业。
资产负债表风险或将上升
到2022年底，全球经济和世界资产负债表的不确定性显而易见。在亚洲的全球化经济体中，资产负债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显著（图11）。


债务。在一些亚洲经济体，政府、家庭和企业债务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日本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超过250%。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达到150%，日本、韩国和越南则超过120%。


房地产。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存在下跌风险。2015至2021年期间，中国的平均名义房价上涨了50%，澳大利亚上涨了34%，韩国上涨了17%。城市房价涨幅更大。例如，首尔的房价租金比在此期间上涨了2.5倍。


公共财政。许多亚洲国家/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2022年，亚洲占全球资本流动总量的40%，达到2000年的4倍。但是，如果资本突然外流，亚洲可能会暴露出一些脆弱之处。
面临重重挑战，亚洲能否调动世界
上最大的资本基础?
经济和金融领域出现了波动，亚洲需要继续筹集和调动大量资本，以满足其经济增长需求。


亚洲能否通过调动国内储蓄，以及借助金融体系改革来吸引外国资本，从而获得所需的资本?


亚洲能否控制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
08
新时代，新战略
新时代显然需要新战略。但是，企业领导层对这些行动的呼吁有多深刻、多迫切呢?为此，我们与亚洲企业领袖协会（Asia Business Council)合作开展了一项调查，以了解亚洲商业领袖们的意见。亚洲企业领袖们似乎认为，新时代将与过去30年有本质差异，他们也准备好要做出调整战略。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将受访企业分成三类：


约10%的公司表示可以“一切照旧”。作为少数派，这些公司的领导人表示，世界秩序、科技平台、人口结构、资源和能源体系以及资本化这5个领域的趋势对其企业的战略意义相对较小。对他们来说，需要密切关注趋势发展，不断试错，坚定不移地贯彻战略举措。


约有16%的公司需要重新思考以一两个领域为重点的战略。这些企业的领导人表示需要聚焦核心领域的未来趋势，为组织赋能，重新审视传统模式，勇于尝试，并推广成功的试点项目。其中最重要的领域通常是科技和能源。


其余大部分公司（74%）表示，有必要在三个或更多领域推动彻底转型。这些领导人表示新时代将给他们的企业带来深远而全面的影响，需要在更深层面上做出战略调整。
我们希望大家能通过这5个领域的视角深入思考未来挑战，探讨如何在一个可能愈加复杂的世界中优先保持亚洲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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